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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一线｜揭开虚假证明真相

“我任交通局局长期间，所有道路工程建设程序合法，不存在任何违纪违法问题，是别有用心的人诬告陷害我。”

留置室内，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某振振有词，一副无辜和被冤枉的样子。

此前，景谷县纪委监委陆续接到群众举报，反映王某在南谷至半坡乡村公路路面建设项目中，存在官商勾结、滥用职权套取巨额项目资金等问题。

经县纪委监委初步核查，发现王某有多次收受道路工程施工老板杨某烟酒、礼品的行为，并存在虚增工程量套取国家资金的嫌疑，遂成立专案组，对王某进行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由于该问题线索时间跨度长，专业性强，审查调查工作遇到了瓶颈。专案组多方请教，快速学习道路工程建设知识，在堆积如山的工程档案中寻找蛛丝马迹。

“499.96万元的借方超运费用，审计部门要审减，为什么县交通局不让审减？”一份《关于不予审减借方超运费用的说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什么是借方超运费用？”“这个费用是如何发生和审定的？”带着诸多疑问，专案组一一询问相关负责人。

“道路工程建设中，项目设计的配套料场满足不了建设需要，施工方到其他石料厂购买石料的费用和运输费用就是借方超运费用。”县交通局基建部门负责人刘某解释说，“借方超运费用是由项目业主现场负责人、监理总工程师、基建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层层审核，签署工程变更令后确认的。”

专案组随即调取了这笔借方超运费用的变更令和施工方的申请、县交通局的批复文件，继续深挖。

“你是如何审核项目借方超运数量的？”专案组询问项目现场监理赵某甲。

“借方超运的数量，我是根据施工方上报申请变更的数字确认的，没有进行现场统计，也没有去石料厂进行过核实。”赵某甲言语中透露出不安。

“借方超运的石料量未经核实，到底有没有问题？”专案组立即到石料厂进行核实。

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石料厂负责人证实，施工方在该石料厂实际购买和拉运的石料金额总计209万元，并提供了供料合同和出料明细单。

该负责人还交代，施工方要求把原道路配套设计料场采出的石料算作在自己的石料厂购买，并让石料厂出具了一份虚假的结算证明。担心惹祸上身，石料厂又让施工方就此虚假结算证明出具了一份不需承担法律责任的证明。

两份虚假证明让案情逐渐清晰，专案组找到施工方编制工程结算的项目经理赵某乙。

看到石料厂提供给专案组的两份证明材料，赵某乙意识到事情已经败露，不得不交代施工老板杨某通过串标围标承揽多个道路建设项目，安排其虚增工程量套取项目资金的事实。

手握有力证据，专案组再次和王某谈话。

“审计提出要审减借方超运费用，为什么县交通局不予审减？”审查调查人员直奔主题。

“主要是原设计料场采不出石料，增加了施工方的成本。”王某狡辩道。

“发生这笔借方超运费是否经过县交通局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有没有按照规定向县政府请示报告？是否履行了变更手续？”审查调查人员继续追问。

“没有集体研究，也没有请示，借方超运费用是按照交通项目工程新增费用程序层层审核把关过的，属于正常变更，不需要走那些程序。”王某态度依然。

审查调查人员把虚假证明一一摆到王某面前，王某脸色大变，慢慢低下了头。

原来，王某与杨某私下早有利益输送，杨某先后多次送给王某高档烟酒，并表示可以为王某的仕途升迁“助力”，王某便对杨某有求必应。

杨某安排赵某乙在其所承揽的道路工程项目套取资金时，王某就要求县交通局工作人员全力“配合”，仅在南谷至半坡乡村公路路面建设项目中，便套取资金290.96万元。

2021年12月，王某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因涉嫌玩忽职守罪以及其他职务犯罪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县交通局7名责任人员也因此受到处理。

（陶智兰 李钰丛岗 作者单位：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纪委监委）

寻找车祸肇事者

等我终于有勇气来到爸爸稀里糊涂丢了性命的这个城市，二十七年已经过去了。

过去的这些年里，我在外面反反复复会听到武汉这两个字，但在家里不会，因为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武汉就像一根针一直扎在我们的心上，我们不愿听见，也不愿提起，怕疼。对妈妈来说尤其是这样。她和爸爸虽是贫贱夫妻，却感情深厚。爸爸去世以后她的魂几乎都随他去了，为了三个孩子她才一次次强忍住寻死的冲动，勉强给我们留下一个母亲的肉身，让我们得以依靠。所以在妈妈面前，没有人敢提武汉，甚至没有人敢轻易提爸爸了。

爸爸死的很突然，虽然他还很年轻。1993年，他才36岁，也许刚刚开始理解人生是怎么回事吧。他是一个下岗工人，为了妻儿过上好一点的生活，1992年他放弃家里的安逸，和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去武汉打工。当时他是去投奔我在武汉买菜的二姑和二姑父，所以就跟他们学着卖菜还有凉粉。了解这个行当的都知道，为了准时在早市摆摊，他们要凌晨四五点甚至三四点就去蔬菜批发市场进货。爸爸就是1993年阴历7月19日（据姑父的说法）的凌晨四点多去批发市场进完菜返回市里的途中丧命的。

姑父说那天早上他和二姑左等右等爸爸不见回来，天都亮了。这时突然有人跑过来说107国道走马岭路段（姑父说是打靶堤附近，旧时十三队的门口，离他们出摊的海林广场大概10公里）出车祸了。吓得姑父连忙过去找，等到了发现人和车都已经被清走了，他通过掉落在事故现场的打气筒零件意识到出事的就是爸爸。

因为不敢问妈妈，也没有别的亲戚可问，从小到大我对事故的了解都是七零八落听来的，只知道爸爸是在返回途中，和一个同行的伙伴（姓李）在路边给三轮车打气的时候被车撞了。这次鼓起勇气来到武汉找到姑父，才算第一次了解了事故的全貌。爸爸和李姓叔叔（他和爸爸同时丧生）结伴去批发菜，回市里的途中，也就是107国道走马岭路段，俩人停下来在路边给三轮车打气，一个人按着车轮子上的气门芯，一个人打。一辆天蓝色的大货车直接开过来，撞向毫无防备的俩人。李叔应该是当场没有了呼吸，爸爸没有立即丧命，但是受伤过重，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头部被撞破，一直在流血。

过去的二十八年里，爸爸的离开成了家里最大的忌讳。或许我们始终都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但是懂事以后我常常在脑子里构想这个画面，想象着爸爸怎样突然被撞倒在地，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内心的恐惧，对妻子孩子的牵挂，以及对这个世界的不舍。他才36岁，多么美好的年纪，而他又是多么热爱生活，充满朝气，待人真诚，慷慨善良。他乐于助人，喜欢交朋友，十里八乡凡认识他的人没有不夸赞他的。在进工厂之前，他曾经也做过小学教师，备受学生爱戴。在我有限的美好童年记忆里（也许是为了逃避痛苦而潜意识里屏蔽了许多不好的记忆），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始终暖暖地笑着。他也许生前是个文艺青年，因为我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家里翻到《封神演义》之类的小说还有一些文学杂志，墙上也贴着当时流行的电影的海报，在村里很多人家还没有通电的时候我们家里就有了一部录音机。童年模糊的印象里，有夏天炎热的农活不忙的夜晚，我们家住的高台子上，桌子椅子摆的满满的，村里的年轻人围着他在台子上开心地吹着凉风、听着歌、聊着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人，有着那么恩爱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在一个漆黑黑的凌晨，突然就被夺去了生命。我无数次地想，当浑身疼痛的他躺在坚硬冰冷的地上，眼看着自己的血一点点流干、生命一秒秒消逝却无能为力，是多么痛苦、绝望和不甘。

无法接受他离去的现实，我小时候甚至在长大以后都安慰自己他还活着，可能生活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也许哪天还会相见呢。因为当时太小，家人没有让我最后看一眼爸爸，更让我有空间想象：或许他们搞错了，或许那具躺在正屋被冰块裹着但仍然开始散发臭味的尸体并不是爸爸的。等慢慢开始学着接受这样的现实，疼痛就锥心刺骨。为了逃避这样的痛苦，尽管心里很想念他，但却尽量不去触及和他有关的所有话题。尤其是武汉，这个他满怀希望而来却最终丢了性命的地方。

除了精神上，爸爸的离世对我们生活上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爸爸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在世时家里也是强力维持。他走了以后，我们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妈妈，一个农村妇女，单独抚养三个7-11岁的孩子，其中的艰难和心酸无需赘言。总之，此后的我们就好像被连根拔起，如浮萍飘零，尝尽人情冷暖，苟延于人世间。妈妈似乎已经麻木，活的如行尸走肉一般。而我们则几乎用了整个前半生来舔舐伤口，试图抚平伤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直到自己也有了孩子，可以足够坚强地为她遮风挡雨，成为一个真正的母亲，我才意识到，那道伤疤还没有愈合。时不时，我还能感受到36岁的爸爸，那样年轻鲜活的爸爸，离开的时候是多么不甘和委屈，带着多少牵挂和遗憾。这么多年了，他也没有等到他最该得到的正义，车祸肇事者至今也没有找到。而我，他最大的孩子，却满足于躲在自己的小窝里试图过上一个正常人的、舒适的生活，试图忘记他忘记过去，当一切都不曾发生。我是如此懦弱，这么多年来我连踏上武汉这个城市的勇气都没有。我终于耻于做这样的自己。

2021年4月的一天，我去了武汉。也许是内心深埋的愿望终于强烈成一个无法再忽视的冲动，那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我走在北京繁华的大街上，突然就觉得，不能再等了，我害怕自己没有时间了。我给仍然在武汉的二姑父打了电话，订了去武汉的火车票。内心既渴望又害怕，整个过程我紧张得手都是抖的。我跑到旁边的一个小树林里走了许久，才让内心安定一些。有些事，终要去面对。

等到出了汉口火车站，走在武汉这个城市里，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想到爸爸曾像他们一样曾满怀希望在这个城市奔走辛苦，穿行在大街小巷，心里难过得无以言表。

也许是情绪过于激动，大脑不太好使，我费了些周折才找到姑父。下了公交车我骑着共享单车去他说的吴家山三支沟（在东西湖区，他住的地方），路上开始下雨，一路狼狈，好几次差点被车撞到，最后在一个红绿灯路口找到二姑父。他已经老了，但我还记得他年轻时的样子。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我了。爸爸出事以后，二十多年了，我们两家几乎没有联系过。

姑父还在卖菜，和爸爸在世时一样。那个时代，工作机会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对进城农民工来说，当菜贩子算是一个门槛最低的工种了。姑父骑着他的小三轮车，里面装着没卖完的菜，带我到他住的地方：一个四五平方米大的小平房。菜就放在门口就行了，上面盖着遮雨的塑料布。姑父打开门，给我找了一个凳子坐。我还在打量房间，他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来一瓶花生奶饮料递给我。我们俩就对着门口坐下来。外面开始大雨滂沱。

一阵寒暄之后，我开始迫不及待问爸爸的事。姑父一开始甚至不愿说，摆摆手说，都过去了。换位思考一下，他或许可能无法理解我当时的心情。不过在我不断把话题扯向爸爸之后，他终于肯说了，这个唯一的亲历者。那些我想知道却不敢问的事，在心里逃避了许多年的事，终于得以清清楚楚地听见。

姑父说，据他听后来在场的人讲，那时爸爸十分痛苦，躺在马路上叫了很久很久，无人上前救他，直到交管局的人赶到。姑父赶到吴家山医院，看见爸爸被放在过道的床上，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已经说不出一句话，只是呻吟。但医院没有采取任何急救措施，甚至没有给他挂点滴。尽管姑父哀求，可以医院不肯治疗，要求把爸爸转到汉口医院。所以在他非常不适合移动的情况下，姑父和朋友们无奈只得抬爸爸去汉口医院。可是据姑父说，在他们抬往汉口医院二层的时候，爸爸就断气了。也许他那时意识已经模糊，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还痛苦吗？还带着遗憾和牵挂吗？都无从得知。

爸爸去世之后，妈妈和大伯来武汉处理后事。我印象中，有天晚上，妈妈接到一个电报就走了。她那时情绪起伏不大，我以为不是什么大事。或许害怕吓到她，电报上说的没那么严重吧。那之后，妈妈又去过武汉好几次，为了查找肇事者。每次都是因为和爸爸同时遇难的李姓叔叔的家人找到了一些线索，但是好几年过去了也没有更多的进展。

在试图找到肇事者的过程中，姑父还找到了一个目击者，一个年轻人，当时正好骑车经过那个路口（据姑父讲是当地村子改造前十三队的门口，一个打米站附近），看到一辆货车停在马路对面（南面），地上躺着两个人，一个人站在地上抽烟。后来交警也找了这个目击者盘问（具体问了什么不得而知），目击者提供了一个他看到的货车尾号是18212（后来他又说是81212），但是前面的区号没看清。警察说，因为没有区号，所以无法查到这辆车。

因为警察和目击者谈话的时候把姑父他们支开了，姑父说他怀疑交管所办理案件时有不公正的嫌疑。后来我找到李叔的大儿子，他在吴家山附近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铺。他这些年也一直在寻找线索，据他透露，1993年的时候私家货车很少，所以肇事的车辆很有可能是当地公有的运输车辆。如果是这样，他们俩认为，在办案过程中，涉及到两条人命，赔偿不菲，当地车管所有可能会包庇公家车辆。当然，这也只能是猜测。

几年之后，调查还是没有头绪。那时亲戚们断断续续的努力也积累了一些材料，但好几年没结果之后，慢慢都放弃了。据姑父说，他们收集的材料也都丢了。

虽然当时的车祸死亡两人，但根据最新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和《道路交通事故案卷文书》，仍属于适用一般程序的道路交通事故，案卷的保管期限不少于20年。保管期满的，案卷复查后会根据必要程度延长保管期限或转为长期保管。目前不知道案卷还在不在了。

4月21日，我和姑父一起去爸爸的出事地点，也就是走马岭打靶堤一带，探访了一遭。那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姑父印象中的村落几乎荡然无存，只剩茫茫荒野。只找着一对在公路边养殖的老夫妻，问起当年的车祸，他们摇摇头，说，这些年在这门口（意指门口的107国道）车祸死的人可太多了，至少有100人，或许100也只是个零头。

回到吴家山这边，我同姑父一起找和爸爸一起出事的李叔的爱人，想去看望一下。辗转找到了李叔的儿子，他告诉我们，他妈妈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去世之前头脑糊涂，几乎是疯了几年。他说他爸爸去世以后，整个家都塌了。他下面还有四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一家的重担都压在刚刚二十岁的他身上，他一度极度抑郁甚至心理有些变态。从二十岁开始到现在，他操的心比一百岁的人操的还要多。从那时开始，他就没有放弃过，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消息，然而还是没有结果。

之后我去了东西湖的交管所二中队。打靶堤交管所早就不在了，网上查了查它或许归到了东西湖的交管所。骑车过去的时候，又开始下雨了。交管所进不去。一个看门的警察出来问我有何事。我说了原委。警察摇摇头说，那没可能了。他说一方面交通事故档案只保管20年，另一方面当年的事故确实不好查。他说他有个侄子，12年在十二支沟那边被撞死了，都找不着肇事者。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劝我尽早放弃。

而我心里只有悔恨，痛恨自己为何这么懦弱，都这么多年了才真正敢触碰这个事情。我还是想努力一下，虽然知道继续下去很可能没有结果，毕竟李叔的儿子在武汉这么多年了都徒劳无功。这么多年过去了，事故的档案可能早就丢了，那辆涉事的车辆可能连渣渣都没有了，那个肇事逃逸的司机都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了，所有的线索可能都已经断了，但我总觉得我不能就这样放弃。我或许可以放下过去的伤痛，正常的生活，但是我放不下爸爸痛苦的呻吟声，他骤然离世时的恐惧、绝望和不甘。一个人不应该就这样被不明不白夺去了鲜活的生命，他至少应该得到一个道歉。

也是深知个人力量微薄，深知找到一个线索如大海捞针般困难，所以在2022年钟声刚敲响的第一天，我把文章发在这里。希望网络的力量能带来奇迹，也许会有了解当年事故的人碰巧看到，也许有了解内情的人终于良心不安愿意说出真相，也许……

当然，如今我也只能是希望。但敢于希望也总是好的，明天又是新的一年，谁知道呢？不管怎样，我会一直努力找下去，不再遗忘。祝我好运！也望爸爸在天之灵保佑我！

公安记忆 | 没有“黑科技”的那些年，他们如何还原交通事故真相？

编者按：红色，是共和国的底色，也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底色。

浙江，从历史深处走来，它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回忆，是一种力量。忆往昔峥嵘岁月，浙江公安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红色故事。这些故事清晰地记录着一代又一代公安人不忘初心、接续奋斗、奋勇前进的光辉历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特推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系列主题宣传，恰红色百年，启公安记忆，我们将为您深情讲述那些尘封在历史印记中的浙江老公安人的奋斗流金岁月，带您巡礼那些于山海之间传承革命精神、赓续红色基因的红色派出所。敬请关注。

【人物名片】

王兴云，现为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事故对策大队一级高级警长，1963年生，毕业于交通部济南交通学校，他是全国事故处理专家组成员、第二届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专家组成员、浙江省道路交通管理特聘专家，从事交通事故处理工作37年，多次应邀参与全国重特大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和省内涉法涉诉的交通事故疑难信访案件处理。

随着“视力”更好、“脑子”更活的监控探头遍布道路，以及各种公安“黑科技”层出不穷，交警部门还原事故真相、侦缉肇事逃逸者变得越来越方便。那么，在科技手段尚不发达的几十年前，交警是如何凭借简陋的条件处理交通事故呢？

“多跑、多问、多看永远不会过时！”

1985年7月，王兴云从交通部济南交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宁波市交通监理处安全科工作（当时交警只负责站岗指挥交通，交通事故处理主要由交通监理部门负责，1987年宁波根据国务院关于道路交通体制改革的相关文件规定，交警与交通监理两部门合并）。

刚参加工作不到一个月，8月9日，一辆“解放牌”客车满载乘客，从温岭开往宁波，在途经宁海县桑洲岭五福桥时，撞断9根桥栏后翻入7米深的溪中，造成死亡15人、伤35人的特大事故。1986年2月23日，又有一辆“解放661”型大客车坠入宁波东钱湖中，造成死7人、重伤4人，轻伤10人的惨重后果。

这两起恶性交通事故发生后，王兴云跟着师傅、安全科科长孙明耀等人跑前跑后开展调查。“除了勘查现场外，师傅还带着我去了医院太平间核实死者身份、记录致命部位，走访查看一张张病床，向医生了解伤者救治情况，不厌其烦地向前排伤者打听事发时司机的操作情况……师傅叮嘱我，处理交通事故一定要多跑、多问、多看，不能遗漏过任何一点可能有用的线索，这样的工作态度永远不会过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处理交通事故的技术手段屈指可数。王兴云说，除了在现场拉皮尺进行测量外，配发的“海鸥”120型双镜头相机已经属于“高级装备”，这种相机只能拍摄黑白胶片，没有即时回放功能，要自己动手在暗房里冲洗后才能知道现场照片拍摄是否成功，一不留神就会出现过曝现象，成为一张废片，因此绘制一张精确的交通事故现场图就显得格外重要了，许多人也因此练就了精湛的绘图技艺。

凭借精湛的技艺，工作人员很快找到了两起恶性交通事故的真相，发现“1985?8?9”交通事故原因为车速过快导致方向失控、“1986?2?23”交通事故原因为车辆空挡滑行，由此加强了对汽车司机的安全教育。

“当时，整个宁波市交通监理处条件很有限，只有一辆老式吉普车。”王兴云说，“每当发生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后，我们就骑着自行车或搭乘过往车辆赶赴事故现场，根据现场留下的散落物、轮胎花纹等痕迹，快速判断出肇事逃逸车辆类型和颜色，然后通过走访周围群众、查阅车辆档案信息后再进一步逐辆排查。”

“那些年破肇事逃逸案，虽然没有发达的监控，但是也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车辆数量、车辆型号非常有限，多数车辆都是公家单位的，像整个宁波在1980年机动车总数不到一万辆，即便到了1985年，全市把拖拉机算进去也只有3万多辆，档案一查一个准；二是社会风气简单质朴，警察、交通监理工作人员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我们到现场后，常常有群众来主动提供线索和帮助的。”

言谈间，王兴云还为记者取来了几本泛黄的笔记本，已有几十年历史，这些本子为老科长孙明耀所记，他用漂亮的字体记录了解放以来宁波历年五来机动车和交通事故数量等情况。

王兴云认为，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交警在侦破肇事逃逸案件时有了更多工具，但是练好基本功、做好群众工作永远不会过时。就在2020年，他指导宁波江北交警侦破了一起伪装成交通肇事案件的故意杀人案件，也是在现场无监控、无目击者情况下破获的（本报2020年8月5日对此有报道）。

预防事故比处理事故更重要！

2003年前后，富裕起来的群众纷纷购进小轿车，车辆驾驶从一个职业转变为一项基本技能，但是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安全意识尚未跟上，导致一时之间交通事故数量急剧上升。

对此，王兴云等人奔波呼吁，在参谋党委政府，打协调相关部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动宁波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的意见》，在全国率先建立起道路交通事故预防三级机制四级网络，落实了一系列事故隐患消除举措，特别是要给高落差、临水临崖等危险路段安装钢制防撞护栏，严防客车坠落等恶性交通事故的发生。这些做法得到了公安部认可，并于2005年在宁波召开了全国平安畅通县（区）创建工作现场会，向全国推广宁波在预防交通安全事故取得的经验和做法。

近年来，王兴云作为全国事故处理专家组成员，曾应邀参与了温岭“5?12”农用车侧翻重大事故、台州“8?27”猫狸岭隧道货车起火、温岭“6?13”槽罐车爆炸等恶性事故的调查处理，参加了国务院安委办组织的“9.28”特别重大交通事故整改落实评估检查活动和公安部交管局组织的对甘肃和山东等省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暗访督导活动。

“处理交通事故固然重要，但是做好预防工作更加重要！我每次到部队、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去讲课，都会讲下这起悲剧，呼吁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重视交通事故预防工作。”

“这些年来，我愈加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竭尽所能防范和消除交通安全风险隐患，像“5?12”农用车侧翻重大事故发生后，我们呼吁加快淘汰变型拖拉机步伐，省里就非常重视，提前完成了这一任务；像“6?13”槽罐车爆炸事故发生后，党委政府全力推动《浙江省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的出台，尽可能避免此类悲剧重演。”

王兴云对记者表示，下步将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提前做好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的研判谋划工作，把保障城乡居民出行安全作为我们公安交警部门今后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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