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律师做副业，找律师做副业好吗

杨朝阳的一天从早晨6点开始。起床，吃饭，7点到达北京市惠诚律师律师事务所。如果没有外出开庭的安排，就在单位写法律文书；如果有开庭任务，他需要换乘多种交通工具在省市之间穿梭、奔波，常常是用一个面包一瓶矿泉水草草打发了午饭。碰上急件，他会把一份法律意见书写到第二天凌晨4点。

像他这样的律师在北京有37351名。根据2021年7月北京市律师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北京拥有2887家律师事务所，每万人拥有律师数达到17名——是司法部在《全面深化司法行政改革纲要(2018~2022年)》中提出的“全国每万人拥有律师数量”目标的4倍。

如果说杨朝阳和其余三万七千多名律师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的“双重身份”。在快手上，他是有着一千多万粉丝的“网红博主”。当他打开手机，无数条私信从中国广袤大地的隐秘角落向他涌来，家庭婚姻、财产分配、劳动争议、民间借贷，交通事故等等，每条提问都指向一个个亟需解答的生存难题，牵扯出一段段人生故事。

“我是朝阳律师。”商贸中心写字楼里的白领和城乡结合部的菜贩同时收到了更新提醒，一个一到两分钟的视频，将财富、地域筑起的智识壁垒推倒。简短、清晰、明了，这是杨朝阳在线上建构的法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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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阳今年34岁了，但很多委托人都说他看起来像40岁。杨朝阳对此的认知是“这非常好”，因为律师太年轻了只会让当事人觉得经验不行、阅历不行，一个看上去执业十五年的律师肯定要比十年好。

事实上，成为律师并不是杨朝阳的职业第一选择。在高中时代，他想做的是治病救人的医生，法律专业是父母为他做出的选择。

“当时我对法律根本就不懂”。进入大学以后，杨朝阳背了几年的法条，日子过得很枯燥，毕业时他通过了司法考试，随后水到渠成地选择了律师这一职业。2011年，24岁的他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实习，跟着合伙人做刑事案件方面的法律工作。在一起案件中，被告人是位年轻的小伙子，以转卖二手车为业。一次由于客观原因发车受阻，客户没收到车，在北京报案称其诈骗，小伙子随后被公安抓捕。

“这个案件处在诈骗和非诈骗的中间地带，完全有可能被认定为诈骗，”十年过去，杨朝阳记忆犹新，“但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检察院对他不起诉，因为认定他诈骗的事实不成立，不构成诈骗罪。”

小伙子被无罪释放，他和母亲来向杨朝阳道谢时，杨朝阳由衷地为母子俩感到高兴。这件事也成了他律师生涯的真正起点，给了他从未有过的荣誉感和成就感。此时，他一方面发现做这行非常有挑战性，每天都要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案件。另一方面他也感觉到，法律资源的分配极其不平衡，法律知识普及仍然不充分，在生活中还有大量需要法律帮助的人，尤其是在农村及三、四线城市，却囿于地域律师资源的匮乏，往往面临求助无门、诉苦无路的情景。这一切都让他下定决心要做一个“为当事人负责任、能对当事人有所帮助的律师”。

曾经有个说法是“律师五年是个坎儿”，是指实习律师转正职的最初几年，收入不高、工作辛苦，付出与收入常常不成正比。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坚持不下去，不少人转行去公司做法务，但杨朝阳凭着兴趣和热爱“挺过来”了。除此之外，陪伴他捱过这段积累期的还有他新开发的“副业”：在快手上做普法视频，讲解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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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短视频刚刚兴起，杨朝阳也是在这时无意接触到了快手。在觉得“好玩”的同时，律师的职业敏感性让他捕捉到一个信息：当时平台上娱乐性内容较多，法律板块则是一片空白。“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为什么不通过它给大家普法，给大家答疑解惑呢？这样的话应该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于是，他尝试着录了第一个视频。

作品是很用心编制的，效果却并不理想。“我个人认为那个视频非常好，觉得应该会受到粉丝的喜爱。结果发上去之后没有什么动静，后来一看，播放量也很低”。

他静下来反思了一下，认为是选题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太强了，作品要赢得观众的喜爱，要先把法律的姿态从高阁中降下来，做“接地气”的、能够贴合大多数人生活实际的内容。于是，长难句嵌套的句式不要了，过时的、老旧的、偏门古怪的案例不要了，杨朝阳将法律的观点和生活中的小案例、口语化的表述结合在一起。渐渐地，视频选题变成了“民间借贷借条怎么写，欠条怎么打”“怎么起诉要钱”“老赖有什么受到限制的地方”和“生活中哪些行为构成犯罪”。

改变取得了成效，杨朝阳的视频上了热门。那时杨朝阳没想过自己真的能“火”，闲下来看看手机，“粉丝不多，但那个小数字在慢慢上涨”，心里特别高兴。

因为是快手法律板块的“拓荒者”，同类型内容创作者寥寥，杨朝阳的粉丝积累得非常快。最开始的几年他建了四、五个粉丝微信群，每个群的上限容量是500人，全部都加满了。每天到家之后杨朝阳不干别的事，“就往那一坐，拿起手机，给大家解答法律问题”，全部是免费咨询。往往是一刻不停地解答到夜里11点，“实在不行了，累了，就吃口饭”。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太疲惫费神，没办法继续维持下去，不得不把答疑的频率降低。

但即使这样，一年里，通过直播和私信，杨朝阳回答的法律问题也有至少3000多个。

提问内容千奇百怪，令杨朝阳讶异的是，有不少粉丝会向他咨询同一个问题：“怎么才能在线下找到律师？”他发现，提问者大多居住在农村或者三、四线城市，整个地区范围内只有一到两家律师事务所，总共十几个律师，“有些地方甚至只有不到十个律师”。

而更多的时候，当事人连“求助律师”的意识都十分淡薄，杨朝阳对曾经接手过的一个案件印象深刻。被告人是一对老实的农村夫妻，子女在外打拼挣了钱，给父母在村里建新房，邻居家却有了意见，要求老两口建房不能留后门、留后窗，在房子封顶时前来闹事。老人被逼无奈，在没有仔细查看的情况下在邻居给的纸条上签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对方声称，老两口曾立字据承诺不留后门后窗但已然违约，以字条为据，把老两口告上了法庭。

杨朝阳接手时案件已经是二审。一审时老两口没有委托律师，只是简单查了资料就认为这个案件自己能赢，在庭审过程中，老两口在对方弄丢纸条、仅出示纸条复印件的情况下，没有要求核对原件就直接认可了签署纸条的事实，虽然随后强调自己是“被逼着签的”，但案件无可避免地滑向不利的方向，由此败诉。

杨朝阳了解情况后非常惋惜，“他们对于法院要审查什么事实、哪些属于关键内容，都不了解。说了很多跟案件审理关系不大的话，但都没起到太大作用”。在没看清内容的情况下就签署了纸条，纸条的内容有诸多“小坑”，相当于邻居下了个套，但老人家并没有识别出来；前去应诉但没有委托律师，在对方律师的引导下错误地表述了事实；没有及时举出有利证据、直接承认了一些无据事实；此外，有大量证据证明房子是子女出资建造的，对方的起诉对象压根就错了，但老人并未指出……

在二审时杨朝阳和同事竭尽全力，最终也没能改变一审败诉的结果。他觉得这样的事情“客观上看是很不公平的”，因为“不懂法”造成的悲剧，杨朝阳在从业的十年间接触得不少，每一次碰到都还是觉得，“太可惜了，太难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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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短视频的时间久了，杨朝阳也感受到了一点当“网红”的好处。最直观的表现是，现在出门，已经有人会认出他了。

那是2018年，他去天津武清办理一个刑事案件，一下车在饭店大堂里，很快就被同去吃饭的粉丝认出，一群人蜂拥而至。“你好朝阳律师，我是你的粉丝特别喜欢你，你的每个作品我都会点赞”，一群人在酒店门口合了张影。杨朝阳自我调侃，怎么就成了名人了，“跟明星似的”。委托人在旁边目睹了这一幕，说杨律师你还挺厉害的，没想到粉丝会认出你来。此时是他在快手直播的第三年，已经积攒了一百万粉丝。

又是三年过去，如今快手平台的法律板块早已不再是当初的荒原。名字中带着“律师”字样的注册用户越来越多，凭借内容上微妙的领域细分，不少内容创作者积累起了数量可观的粉丝群。杨朝阳的同事也有不少注册了快手账号，日常大家走在一起，大家还会开玩笑的调侃，“杨律师在快手那是属于头部的。”

也有不少受到过帮助的人成为了他的忠实粉丝，看到有人夸“朝阳律师你好帅”，他也会高兴一阵。但他更喜欢的是粉丝告诉他，你更新的视频确实实实在在帮到我了，按照你的方法去做，确实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有的粉丝在咨询过后给他邮寄了十箱苹果，这事让他念念不忘，因为苹果是正宗山东烟台产的，“特别甜，特别好吃”。

负面的声音也有，有人恶意揣测，说律师工作这么忙，竟然还有时间普法，估计是个假律师，是来网络上骗人的。对这种留言，杨朝阳看得很淡，当律师这么多年，他见惯了事物背阴的一面。

无限延展的社交网络正在试着打破一切界限，也创造出全新的连结方式。但因为最终的落点是“人”，线上和线下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线城市和农村地区居民的情感强度难分高下，经历的曲折程度也并无太多不同。焦虑、苦闷、纠纷、争执、误解、事故被机器编码，转换成文字，被网线传输到他眼前。他的安慰、建议、同情、善意乘着法律的小舟，驶向千里之外的另一块屏幕。他每每告诫自己，“这个世界太乱了，一定要秉持一颗初心坚持做自己，做一个好的专业的律师”。

谈及未来，杨朝阳说自己还是想要把视频做的更多样一点，比如跟其他的朋友一起，从比较有意思的切入点还原整个案件，把视频做成一集一集连续剧的形式，或者举办“模拟法庭”，把整个法庭的庭审呈现出来。

现在回头看在快手直播的这些年，他的感受是法律圈子的线上生态正在不断变好，他感谢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