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泰国投资找谭家才律师,洗脚散文诗

时间:2023-01-08 09:35:22来源:法律常识

1963年,世界跟往年一样,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我的到来,也许是那年最小最小的一件事了。即使在我们家里,也算不上个惊喜,因为我已是母亲生的第七个孩子了。因此,这辈子我都没有底气问“假如世界没有我会怎样”这类霸气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我既然来了,就得像萤火虫一样发点光亮。

我童年少年时代的农村,是一个靠劳力挣工分分粮吃的年代。家里多一张白吃的嘴,就多一分负担,母亲就多一份操持。那个时候的山里娃,不知道什么叫幼儿园。每天,我们就像一群无拘无束的野孩子,沐浴着森林的阳光,追逐溪流的歌唱,呼吸着山野的芬芳,自由自在地生长着。饿了,季节出什么我们就吃什么。苞谷出来我们就天天喝苞谷羹,红苕出来我们就顿顿吃煮红苕,逢年过节或家里来了贵客,也能打个牙祭,沾点儿肉腥;赶场天父母能带回半个馒头或者一个泡耙,那就是我们最美味的零食了。渴了,就跑回家里,用木瓢舀一瓢水缸里凉沁沁的井水,偷两粒糖精放进去,用筷子头搅一搅,然后咕噜咕噜一口气喝下去,甜津津的凉水从喉咙一直甜到心里。冷了,我们会提一个竹编的烘炉上学,上课时,就把烘炉夹在裤裆里,脚杆热乎了,全身就热乎了。总之,今天看来有些贫穷落后的生活形态,并没有影响我们那时快乐成长的幸福指数。每天晚上,疯得忘乎所以的我们,大人们不来喊我们是不散的。大多时候,我都是被母亲押着回家的。

母亲押我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身上的脏衣服换下来,然后再用揪干的热帕子,使劲地擦洗着我满身的汗臭和脏,嘴里总是叨叨着说我一天像个要饭的叫花儿。给我洗完脸,母亲就把洗脸水倒进一只直径一米大的大木脚盆,再从吊在灶孔上的鼎罐里兑进一些开水,叫全家人一起洗脚。

这是我们一大家子人除了吃饭以外,最团圆、最热闹的时候。随着母亲的喊叫,父亲和哥哥姐姐们就会陆陆续续地朝洗脚盆聚拢来,围着洗脚盆紧挨着坐成一大圈儿。然后,一双双伸出来的脚,就以悬空的姿势,用脚底撩拨着热气腾腾的水面,嘴里不断发出被烫时“嘶嘶”的刺激声。水温差不多时,一双双脚就试着伸进水里,谁也不说话,一个个就像神仙一样放松着身子,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享受着烫脚时那种全身筋舒血活的畅快。尤其是冬天脚上长了冻包被水烫得又痒又痛又欲罢不能的那种舒服,真的可以让人销魂。泡了一会儿,雾气昭昭的脚盆里开始发出水的响声,九双脚开始用各自的左脚搓着自己的右脚,用各自的右脚搓着自己的左脚,反复交叉地搓着。这时,大人们才开始说话,或拉家常,或摆山里山外各种各样的龙门阵。这是我们家整个洗脚流程中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因为我认知世界的基础营养,就来自这些碎片化的龙门阵。

年少时,我们总是嫌日子过得很慢,慢到我们常常感觉不到自我成长的渐变,但父母额头上逐年增多的皱纹、双鬓里越来越多的白发,以及那一天比一天佝偻的身躯,还有那只修修补补的木脚盆,都在无声地证明着我们一天天的长大。一年一年,长大成人的哥哥姐姐们,分家的分家,嫁人的嫁人,家里洗脚盆里的脚,一年比一年少起来。十三岁那年,随着父亲的过早离去,家里那只大木脚盆里的脚,从最多时的九双变成了两双。一双是我的,一双是母亲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终于像萤火虫一样亮了一下,我成了我们村第一个通过高考走出大山的孩子。许多山里的孩子,从我身上看到了另一条可以走出大山的路。对于我们家族来说,这本应是一件很争气很荣耀的事,但平时就寡言少语的母亲,却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兴奋和骄傲的样子。她在担心我的学费和每月二十块钱的生活费从哪里来。因为这对于没有什么固定经济来源、办法也不多的母亲来说,要持续不断地支撑三年,是一件很难的事。好在我的哥哥姐姐多,大家也乐于为母亲分担,于是,这家五块,那家十块,总算解了母亲的心结。

临走前的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主动给母亲打了一盆洗脚水,也是第一次看清了她的脚。那是一双比三寸金莲稍大一点的小脚,脚的内外侧楔骨,也许是因为长年肩挑背扛的重压而突出得完全变了形。我无法想象,这样一双畸形的小脚,是如何撑起我们那么大一个家的。我心里清楚,从明晚开始,这只脚盆里就只剩下母亲的一双脚了。昏暗的灯光下,我努力地搓揉着母亲脚上的干茧,想搓掉她这一生的疲乏。抬头间,我看见母亲的眼里盈满了泪花。但我没有问,母亲也没有解释。我低下了头,情不自禁地泪如雨下。那一滴一滴的泪水,滴落在洗脚盆里的水面上,荡起一圈一圈的涟漪,就像母亲在风雨中微笑的酒窝。我听见,含泪带笑的母亲,泪眼朦胧中深深地长舒了一口气,然后是一副如释重负的超然。我知道,那超然里,有母亲见子成龙、功德圆满的喜悦,也有她很多很多不想说的不容易。

高校毕业后,我要求分回离家近一些的涪陵。但说是近,那是从老家到涪陵,要转两次车然后再乘船,差不多一天时间才能到涪陵,不像现在高速路通车后只需要一个半小时这么快。工作安排后,单位给我分了一间单身宿舍,没有厨房,也没有卫生间。半年转正后,我拿到的工资是每月四十二块五,在那时算中等收入。外加一本购粮证和一些肉票、油票和布票等福利。自己要做饭,就在宿舍的过道上置办一个蜂窝煤炉子,想要洗个澡,就自己烧水,然后用那时流行的洋瓷盆子端到公共洗澡间去,先洗后冲。但不管怎么说,我总算在城里有了一个家,有了一份安身立命的稳定收入。所以,我安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接进城,一定要让她享享清福,也让她在老家更有面子。可母亲到来之后的第一反应,却与我想的完全是两码事。她说,那么窄的房子,还不及家里的猪屋宽,做个饭就像细娃儿过家家,吃几根叶叶菜还要花钱买.她搞不懂,难道这就是山里人拼命想出来过的生活?我就给她解释说,城里人的生活,不光是这些,还有她没有看见的、没有耍过的很多农村没有的新鲜事儿。但无论我怎样解释,我以为的享福,却不是母亲想要的享福。相反,对于闲不住的母亲来说,在她陌生的环境里,整天无所事事,又融不进城市生活,不是享福,而是煎熬,是折磨。她整天心心念念的,还是家里的哪块田又荒了,哪一季菜又错过了,罗家要嫁女了,谭家要办寿了。就这样,在城里住了不到半年的母亲,因为享不来清福,犟着非要回家,要回到她熟悉和眷恋的那片土地,要回归她觉得踏实的生活中去。后来我听二姐说,母亲急着要回老家,还有一个原因,她怕哪天在城里突然走了,我们把她拉到火葬场去火化了,她怕她的灵魂归不了根。

回到老家后,那么多的儿女母亲谁也没有跟,非要坚持一个人守着那个已是人去楼空的空院子。她想用她自己喜欢的方式,享受她自己认为幸福的幸福。细想起来,母亲认为的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攒些好吃的,等逢年过节儿女们有个家回,有个归属地。的确,母亲在的时候,每年过年,我们天各一方平时又疏于往来的儿女们,就会像候鸟归巢一样,回到母亲的身边。当然,随着离乡时长的增加,每次重回那片生养我们的土地时,我已界定不清,我是回家,还是路过。

结婚以后,我在我的新家赓续了一家人一起洗脚的习惯。起初,爱人觉得“不卫生”,但洗着洗着,她就喜欢上了那种感觉。我们两双脚一起洗了一年多,脚盆里就多了一双粉嘟嘟肉叽叽的小脚。

忽然有一天,城里兴起了一股洗脚风,满大街都是洗脚城。我当时就在想,这么个玩意儿也能登上大雅之堂成为一门生意,也能赚钱?可人家说了,你不懂,现在请人洗一次脚比下一顿馆子还贵。如果有人请你吃完饭再招待洗个脚,那绝对是最高规格的礼遇。没去之前我还不信,一个洗脚能玩出什么花样?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一个个“浴足中心”,装修得比很多星级酒店还豪华,有包间,有大堂,单单是洗脚水,就有好多种,什么中药浴,姜水浴,什么中式足疗,什么泰国按摩,真的是把一个简简单单的洗脚玩出了花样摆出的道道。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脚都用不着自己洗,有专门的女浴足师用她们的纤纤玉手给你洗。去了,你就像皇帝老儿一样,脱了鞋往升降床一趟,尽情地享受浴足师搓、揉、洗、拱、擂、捶等各种“折磨”就是了。如果是第一次去,第二天你全身的肌肉都会酸痛。凡是被“折磨”过几次的人,很多会上瘾。

我就上瘾过。上瘾那段时间,我忽然觉得家里面的洗脚没意思了。那时,我一直有个愿望,想带母亲到洗脚城去洗一次脚。可还没有来得及,母亲就走了。

母亲走后,我从老家带回了一只返古的木脚盆,就像重新捡回了曾经丢失的宝贵。我们一家三口又恢复了一起洗脚的习惯。洗着洗着,三双脚又变成了两双脚。一双是我的,一双是爱人的。我知道,总有一天,脚盆里只会剩下一双脚,也许是我的,也许是爱人的

洗脚(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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