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8 10:41:16来源：法律常识
“父亲辛劳半世，乃得有一栖身之地”，张元济之子张树年这么记述1913年底建成，次年初全家迁入极司非而路新居。后来我们知道，这辛劳确实只是过半，“从此以后更艰难”。张元济的一生中内战外患相继不绝，而这位清末翰林自戊戌后脱离政界，于离乱之世扶助文教事业，“不断扫腐儒之陈见”，“昌明教育平生愿”，未有懈怠。家人眼里的张元济“脾气急切”“精力充沛”。他全身心投入实业，侄孙女张祥保说，她见叔祖“写了不计其数的字”，但“从不在诗文创作方面花费精力”。
1919年，张元济53岁，在商务印书馆任经理。这一年，距离他请夫人售卖首饰以入股商务已有18年，印书馆的事业如平地楼台。张元济在当年留下了10万字的工作日记，还有大量与各方往来的公私信件。这些非公开性的文字记录下一个人在无数时刻和场景中的细节，穿梭其中，仿佛置身他宏富世界的密林。
本文将张元济在1919年中的一些经历及因由背景作片片剪影，尝试用这样的叙述还原纷繁交错的世界在当时人生活中的展开。读者会看到，张元济这一年的办刊、人材搜罗、商战、交游与古籍影印等诸项事务或受时代潮流冲刷，或随之起伏，而这位新旧之交的读书人屹立其间，支持着旧邦知新又温故。
张元济（1867—1959）
正月初一的午餐
己未年正月初一的中午，张元济在一品香饭店宴请陈懋鼎（征宇）、冯庆桂（千里）、夏元瑮（浮筼），又有商务同僚王显华（仙华）、张世鎏（叔良）陪坐，“惟施永高未到埠”。同座几位都是张元济的故交新知，但怎样的朋友会选在大年初一聚会呢？
陈懋鼎是张元济在清廷任官时的同僚，出身显赫，才华过人。甲午战后第三年，他们曾一起开办通艺学堂。这个学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备案，“专讲泰西诸种实学”，学生“学习期满，著有成效，有官人员保加升阶，无官人员比照同文馆作为翻译官”。百日维新失败，学堂停办，张元济遭革职，而陈则逃过一劫，调入总理衙门。陈曾出使英国，精通英语，还第一个把《基督山伯爵》翻译成了中文，变成中国古典小说味十足的《岛雄记》。冯庆桂和夏元瑮是比较年轻的海归博士，当时都在北京大学任教。夏曾于1910年张元济游欧时作陪同，这时他正待赴美考察，还在与张元济商量为《东方杂志》撰稿事宜。冯则与未能出席的施永高关系更密，在美国时曾是他的助手。
张元济1898年8月15日致沈曾植长信，记录觐见光绪的情形，他关于维新的建议与忧虑等 上海图书馆藏
一桌人都通晓英语，张元济也不例外。他早年在京做官时开始与一班同道的青年官员学习英文。据侄孙女张祥保回忆，叔祖曾对人说他在刑部工作期间经常接触外国电报，久而久之能解其内容。百日维新第二年，内藤湖南拜访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主持编译事务的张元济，看到他家书房的桌子上放着整套大英百科全书，墙上挂着各种英文科学挂图。茅盾则说起他第一次到商务印书馆求职时，就见到张在电话里“用很流利的英语和对方谈话”。
要在大年初一专凑一桌有欧美背景的朋友在中餐馆吃饭，大概本来是为让“能识汉字而不能操华语”，“酷嗜吾国旧书，于版本亦颇有经验”的美国人施永高（W.T.Swingle）感受一下最正宗的中国春节。
施永高是一位农学家，当时致力于搜集中国的植物资料，以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名义在中国采买载有植物信息的中国文献，尤其是各地方志，又兼为其他美国机构购书。张元济也长年为商务印书馆搜购书籍，既为馆内人员工作参考，也为影印古籍之便，到1909年时他一手打造的图书室以“涵芬楼”命名，后来又并入商务创办的东方图书馆。这样来看，施永高算是张元济半个同行。而且张元济为商务购书，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地方志，这构成东方图书馆藏书的一大亮点。后来张元济回忆，民国之初市场上的方志“初每册值小银钱一角，后有腾至十百者”。在书市还笼罩在传统目录学评价体系和善本赏鉴风气里的年代，方志不是抢手货，施氏来华采购不为求珍求异，而为了解各地自然环境与植物，张元济看待这位外国同好的心态，就不会像对那些财大气粗又专盯善本的日本人那样感觉有竞争和威胁，而更多了相惜相知。
美国农学家W.T.Swingle（1871—1952），足迹遍及地中海和亚洲地区，以柑橘分类法闻名
去年9月施氏夫妇来到上海，张元济带他到涵芬楼看书，“甚为欣快”，还在寓所宴请他们夫妇。张元济对施的购书任务非常热心，除了把他介绍给傅增湘，还致信各大书店，又嘱商务的北京分馆诸多照应，甚至包括垫付书款、装箱运输等事。他们约定，今年1月左右施永高南返上海时会开出一张所需方志的清单，以便将来商务印书馆继续代为采办。这大概就是己未年初一聚会的缘起。不巧的是，施的行程耽搁，2月1日这一天没能抵达上海。张元济日记记“二月（引案：似是“二日”的笔误）施永高来，交到志书目录一册，又托速办《图书集成》及《图绘宝鉴》，又属代办中国笔墨纸”。
从初一到初四，张元济的工作日记停记4天，象征过节。初五日记的天头写道“阴历新年假满，本日办事”。
出版内容的革新
办刊的假想敌
已由商务印书馆创办十四年的《东方杂志》，在1918年遭受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一系列质问。但这一年底的日记里，张元济并未提及那来势汹汹的一方，倒记下了另外两个假想敌：
昨与梦（高梦旦）、仙（王仙华）谈，拟将《东方杂志》大减价，一面抵制《青年进步》及其他同等之杂志，一面推广印籍以招徕广告。今日见北京大学又办有《新潮》一种。梦又言减价事应斟酌。
《青年进步》同样立足上海，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机关刊物，自然是《东方杂志》的老对手。《新潮》创刊号的正式出版则在1919年1月，由北大学生自办。在它朝气蓬勃的学生背后是一众新派北大教授。《新潮》创刊号上有罗家伦的一枚“大炮”，题目亦即其批判对象：“今日中国之小说界”。罗家伦在文中毫不客气地批评由中国传统笔记小说发展而来、当时占主旋律地位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无思想”，也指名提出“登这派小说的《小说月报》等机关也要留意才好”，《小说月报》即属商务印书馆旗下。
四个月后，《新潮》又发表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杂志界》，《小说月报》以外的商务主要杂志都被点名，《东方杂志》被批评为：
这个上下古今派的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
罗家伦认为这样毫无主张的杂志无法影响社会，传播新知，他“诚心盼望主持这个杂志的人，从速改变方针。”
张元济日记（1916年7月27日，星期四） 上海图书馆藏
“京师为人材渊薮”
此时的张元济急切希望能在北京的学术界内发掘更多有新知识的人才，推动商务在出版内容上的进步。他有意聘请胡适来主持编译所，4月托陈筱庄（宝泉）发出邀请，月薪300元。于是5月1日胡适、蒋梦麟与老师杜威来访商务时，胡适特来单独拜访。张元济日记记：
胡适之来谈，闻筱庄言拟在京有所组织。余答以前闻大学风潮，颇有借重之意。胡又问，此系前说，后筱庄又托人往谈，似系托搜罗人材。余言亦有此意，京师为人材渊薮，如有学识优美之士，有余闲从事撰述者，甚望其能投稿或编译。
然而胡适既不清楚张元济或商务能在怎样的程度上“借重风潮”，而且他还想要继续开拓自己的学术生涯，所以两人谈得也很委婉。
三年前，黄炎培曾向张元济推荐蒋梦麟，但蒋当时还未正式毕业回国，而张元济更想联络的人物是“极活动于社会上，甚有势力”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代总干事余日章。张听说余在青年会的月薪是250元，便立刻表示愿意加价100元，虽然最后也未能成功。蒋梦麟则在回国后到商务工作了将近两年，由于主编《新教育》月刊，与北京大学师生产生了“知识上的密切关系”，进而使他“跑进这个知识革命的大漩涡”。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大楼
当时，张元济对商务用人过于保守、裙带关系泛滥深感不满，但领导层中很多人并无危机意识。由于这样的观念分歧，去年张元济曾请求辞去经理职务，并给另一位商务元老高凤池写信提出六条意见，前三条便是“勿以为成效已著而不思改良，勿以为旧贯宜仍而不求进步，勿以为人材足用而不广登进之途”。从清末翰林、维新士人一路走来，张元济很清楚社会日新月异，不进则退。
张元济与高凤池在商务用人之事上意见凿枘，当年10月8日，张元济致高长信：
此人物之所以有生死，而时代之所以有新旧也；公司专为老旧无能之人保其地位，而新进之辈必将灰心；无知监督之人皆尸位素餐、知识不逮之辈，新进之人何以心服。
弟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故不欲侧身于政界。弟敢言公司今日所以能此成绩者，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厌旧之主义之所致。
张元济还曾推荐过丁文江、徐新六等人入馆，高均以“素不相识”为由拒绝。张树年记父亲暮年曾回忆与高公共事的苦衷，高凤池私心颇重，两人在人事上最见分歧，尽管如此，私交仍保持友好。
采稿方向“实太偏于旧”
10月间，“上下古今”但销量不佳的《东方杂志》终于改换主编。当初《东方杂志》由编译所理化部负责，部长杜亚泉同时担任杂志主编。这一年来他在《东方杂志》上连续撰文申述自己对新与旧的看法，反对完全抛弃传统的思想文化。这种立场和越来越激昂热烈的舆论难以相容，同仁陶葆霖也评价他的采稿方向“实太偏于旧”。张元济曾起意拓展稿源，由陶接管《东方杂志》，此事到10月28日，由张元济正式向杜亚泉说明。
左：《东方杂志》创刊号
右：1933年的《东方杂志》
除了《东方杂志》，张元济也向《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的主编王莼农施加了压力。王不得不对《小说月报》做些改变，准备从明年的第一期开始，用杂志三分之一篇幅设立一个“小说新潮”栏目，专登西方小说或剧本的译作，并让茅盾放下手头的《四部丛刊》修版覆校和《学生杂志》若干事务，来负责这个栏目。这个栏目与中文创作的小说完全无关，因此茅盾把它叫做《小说月报》的“半革新”，但这毕竟使“十年之久的一个顽固派堡垒终于打开缺口而决定了它的最终结局”，因为再过一年（1921年），茅盾就成为这份杂志的正式主编，新的《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一同诞生了。
周予同回忆五四以后编译所的气氛：“商务印书馆受了这文化运动的刺激，对于所出版的杂志，不能不有一种革新的计划。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办公的地点在一起，那种放言高论以天下为己任的激越情形，到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如在眼前。”
《小说月报》1921年 第十二卷第一期
五四前后
五四当天，张元济正约胡适、蒋梦麟在兴华川午餐。他们还不知道，就在同一时间，北京的大学生们正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云集涌动。这股力量最终将卷起蒋梦麟眼中的“大漩涡”，茅盾眼中的“洪流”。
茅盾回忆，千里之外的风波起初被认为是一个政治事件，对大人们工作生活的日常没有什么影响。然而很快，7日，发行《新青年》的上海群益书局带头登报宣布后日停业，书业商会很快跟进，通告各企业同日停业，以表“抵抗日本及对于北京学生敬爱之意”。商务印书馆当然亦在其列。
不可开交的同业竞争
至6月，学生们走访商店请求罢市。5日，“发行所午前十一时闭门。先留一小门，午后约三四钟全闭”。商务在闸北的印刷工厂也“因工人不宁只得停工，商议不如自停，遂出通告，午后停工”。
罢工第一天，同在一条街上的中华书局的陆费逵来访，希望在应对罢工上与商务统一阵线。根据张元济在日记里的记录，陆费逵的态度是“拟竭力维持，万一不能，决不给薪”。商务内部会商，高凤谦打算“一律给半”，鲍咸昌认为“与寻常争加工资不同，亦宜酌给”，张元济本来打算只发本日和明日的薪水，后来改主张无论罢工几日，发三分之一薪水。王显华后来也同意张元济的办法。从6月6日到11日，日记每天天头都在重复“本日仍未开市”或“本日仍罢市”，10日写“昨日商会发传单请本日开市，仍无效”。张元济要求各处同人在上班时间照常到馆，“整理内事，事毕亦宜早归寓，免遭意外”，但员工们对此态度勉强。商务领导层也有人提出“不如对于小薪水之人略予津贴，令其散去”，张元济担心“一经散去，将来开市无法通告”，没有同意。到6月12日，印刷厂正常按时开工，发行所则盯着相邻的店铺，“中英药房先开，本馆继之，中华亦即踵行”。
棋盘街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大楼
罢工的担忧刚刚解除，另一件危机接踵而来：一份日本杂志刊登一篇题为《实业之日本》的文章，把商务印书馆也归入中日合办企业之列。商务1903年起步阶段曾有日资，到1914年将这部分股份全部回购。那次回购的契机之一，就是中华书局在与商务的教科书战争中抓住商务的日资软肋，宣扬商务一面出版“共和国教科书”，一面却是半个日本企业。在五四以来愈演愈烈的抵制日货风潮之下，《实业之日本》这篇文章可能成为仍使用日本印制工艺、日本原料，聘请日本技师的商务印书馆的定时炸弹，商务高层对此极为重视。
6月29日是周日，张元济约商务高层鲍咸昌、王显华、高梦旦、李拔可、陈叔通、夏剑丞在寓所晚饭，席间大家讨论决定，立刻联系这个日本杂志社，提供回购股份的合同照片证明商务印书馆如今已非中日合办，请他们更正信息；同时直接写好更正告白的底稿，并把那份合同制成铜版，请该社一并刊登。另外，向农商部报告此事。
此前商务解聘了半数日本技师，席间王显华又提议“代雇德人数名，来任印刷或制造之事”。商务一向紧跟外国技术，保持在国内的技术领先，保证高质量的产品。张元济曾经对一位中国造纸商表示：“必须足与外人竞争，若专以国货提倡，恐难持久。”
但商战还是如期而来。7月17日，商务印书馆接到一封匿名信，说那篇《实业之日本》有关商务为中日合办企业的报道，“某局已译成华文，每册售3角，并另印传单，分寄各省学校。”商务立刻写了一份广告，以1000元赏金征集关于制造、散布该文中译本的信息和证据，18、19两日连续登在《申报》头版。张元济这两天的日记也都在“同业”一栏写下“发《赏格一千元》广告”。到第三天，中华书局也在《申报》上应战，登了《答商务印书馆赏格一千元》广告，一一回答商务赏格中的问题，编译印行那篇文章的就是中华书局，所有证据“存中华书局总厂”，最后还揶揄道：“至该馆赏格酬洋一千元，当捐入学生联合会，望该馆送交该会为幸。”
两家出版社闹得不可开交，来回对登告白、启事。最后闹上法庭，判决结果商务胜诉，中华赔偿损失10000元。商务把这笔钱捐给了本馆开办的尚公小学。
两位辞职南下的老友
五四一事，北洋政府将主要责任归咎于教育部与教师，据说北大校长蔡元培收到暗杀的威胁，还有人暗示他如不辞职，将使学生遭到报复。于是在学生保释的第二天即5月8日晚间，蔡递交辞呈，次日清晨五点半启程前往天津，并在《益世报》上留下一条扑朔迷离的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身为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反对解散北大或罢免蔡元培，11日也被迫辞职，避居北京西山。而政府中传来消息，将由两位安福系人物接替蔡、傅的职位。
张元济与蔡元培同乡同岁（以阴历计），同榜中举，又同榜登科。他们都对西方文化和变革抱有热忱，自进入翰林院以来就过从甚密。戊戌之后，两人各自经历一段曲折的岁月。张先到南洋公学，后入商务印书馆；蔡元培则选择在年届四十时赴欧深造。而蔡旅欧期间为商务印书馆编书糊口，就是张促成的。
蔡元培递上辞呈后不久来到上海，在法租界的密采里饭店住了几天（这里的法餐堪称上海当时最高级的西餐）。张元济在5月18日给傅增湘发信慰问，第二天在密采里见到了蔡元培。几天后蔡元培隐居到西湖畔的一处友人住所，着手整理一位晚清学者的日记。这部日记也将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弟弟蔡元康代表他与外界联络。
7月3日，张元济写给蔡元康一封信，劝告蔡元培“不可轻于再出”。理由一是五四引发的一系列变动（包括总统徐世昌与总理钱能训相继请辞等）的后果是安福系得势，氛围将更恶劣，且安福系与旧派学者关系密切，对新知识分子更加不利，“恐难免文字之祸”；二是运动者经过这些事情，“气焰过盛”，“甚难裁制”。夹在二者之间，复出不是明智之举。
傅增湘离职后，也南下苏杭，开启访书之旅。6月间张元济与傅增湘多次通信往返，张还借与傅500元，大约为傅购书之便。7月初，傅增湘到了苏州，住在友人费树蔚家。费氏是吴大澄的女婿，也热心社会活动，是当地有名望的士绅。8日午后张元济到苏州，“访沅叔不遇，又至曹家巷泰仁里访叶焕彬（叶德辉），亦不遇”。原来当日傅增湘去拜访另一位寓居苏州的藏书世家之后莫棠。晚间傅增湘来到张元济住宿的维盈旅馆，“谈至半夜，宿旅馆中”。
第二天早上，张元济与傅增湘一起入城到书店聚集的护龙街访书。先到来青阁。这家书店店主出身苏州，在苏州、上海都有分店，在上海的经营规模很大，张在日记里写下在这儿见到的不少好书。而后“又至文津、文学山房、觉民书社”，“午后十二点廿三分乘车归”。张元济买的主要是方志，包括在来青阁购入价格不菲的《吴县志》。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有一部《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备注“涵芬楼藏书，己未”，应该就是这次与张元济同行所见。这是一部写本，附有校勘宋本的校语，有题识显示这个写本是刻印万历二年长洲钱氏悬磬室刻本所用，傅增湘案云“钱氏刻本绝少见”。此本还有黄丕烈、顾广圻的题跋识语，难怪一部三卷的小书，花去了54元。同一日，在西湖畔的蔡元培致电新任教育部长傅岳棻，表示将不再固执初志，待胃病愈后即装束北上。
买书令人心旷神怡，不过幸福总是相对的。当年张元济赴欧美考察期间，写信嘱托孙毓修为涵芬楼留意各处佳本，孙毓修复函详述，则说“惟欧风美雨之中，犹以此腻尘残蠹相溷，殊觉不伦耳”。
《四部丛刊》与《道藏》
借影之不易
这腻尘残蠹，却是张元济尤恐沦亡的旧籍。大年初六日，张元济给傅增湘复己未年第一信，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四部丛刊》（初名《四部举要》）与《道藏》影印的安排。信中说：
影印《道藏》事去年为陈、葛诸人所阻，忿恨已极。其后因所议不成，拟改印《四部举要》，刻已动手。两事并举，断来不及，尊意欲抽印，未知拟抽若干种。如工事与《四部举要》无妨碍，弟亦甚愿为之。
影印《道藏》是一项宏大的工程，经过多方推动，到1918年6月已做好借书拍照的方案，8月下旬又拟定了《承印〈道藏〉契》。然而就在临门一脚的关头，白云观方面突然反悔，态度闪烁。到了10月，张写信给傅增湘大吐苦水“既要得钱，何以不早说，真闷损人也”，但后来终究没有谈妥。于是，傅提议正式由官方出面向白云观施加压力，他当时所担任的内阁教育总长的政治身份一直在推动《道藏》影印上发挥重要作用。但张元济又对《道藏》销路没有十足信心，怕万一由于预售数量太小而无法印行，会贻人话柄，“同人之意，以为官力一层断不宜用”。
为影印《道藏》，商务早早开始筹备物料、人员，所以到1918年底，看到《道藏》之事无望，张元济提议“不如竟印《四部举要》”。相比《道藏》收藏在宗教机构，关系较远，变数太多，《四部》的影印依托藏书圈支持，而且这个计划也筹备已久，早在1915、16年，已经有张元济与郑孝胥、缪荃孙讨论《四部举要》选目的记录。1918年12月18日的日记里，张元济做了几项算数，一是《四部举要》的石印工作进度：除廿四史外17万页，28400石，每日40石，两年可以完工；二是成本、定价、利润，这里转写成表格：
用纸 成本 连廿四史定价 除廿四史定价
白纸 270 450 340
黄纸 215 360 250
这样粗算来，若销售“千部”可以赚“15万元”；“六百部”可以回本；不足六百，“每减百部”蚀本“38000余元”。
这时候傅增湘来信商量《道藏》选印，张元济便表示将以《四部》为先，选印《道藏》不可妨碍《四部》工事。但他却同时与鲍咸昌仔细计算了影印全部《道藏》和《四部丛刊》需要如何调配工人与机器、所需工时如何，并把这些都记录在日记里。《道藏》的页数和印量都小于《四部丛刊》，按他们的安排，需要19个月印完《道藏》，再加11个月印完《四部丛刊》。
在销售策略上，张元济所虑更多。他坚拒了《道藏》“先售预约，不及百部即还款停印”的建议，担心《道藏》预售若生波折，会打击《四部》的预售。《四部》体量大，必然定价高，又包含各部基本典籍，销路明显广于《道藏》，更应在销售上优先考虑。
善本还是普及本
4月10日，张元济把《四部丛刊》选目寄给傅增湘，此前他们决定“删去金石、书画、目录及类书各门，多加别集”。这天日记的发信一栏特别详细地注明了这封信的内容：“告知衲《鉴》（百衲本《通鑑》）棉纸即运，又《北山录》旧纸尺寸太小，又《四部丛刊》目，又影片免税。”我们几乎只能理解这条注释实际上是在提醒自己第三件事，为了方便日后回忆而记录了同一封信里的各项内容。因为另外几件都是关于古籍影印的常见事项，在张、傅二人的通信中没什么稀奇。可惜这封信没有留下来，我们只能看到一周后张元济的另一封去信，在信末又叮嘱“《四部丛刊》目，有暇务祈核阅并教正”。那封信里主要告知百衲本《通鑑》预售的情况，预定了三百五十余部，这个成绩令张信心十足，已经在计划“售完之后如尚有人欲得之，拟专印阔大之本，并用佳纸，庶于目前加价发售无所妨碍”。实际上，旧籍影印不乏关心与购买者，当时正要离开军队回到巴黎学术界在上海中转的伯希和，就告诉张元济，《四部丛刊》和《道藏》，他想各买一部。
大约在这段时间，叶德辉就《四部丛刊》选择版本的方针致函夏剑丞，版本大致有三类：旧本（古本、善本）、校刻本、注释本。叶希望“每种书三本兼采”，如果一定要只选一种，“惟有存旧本去校、注本，俾读者先得有用之本，再别求参考之书”。
6月2日，张元济接到叶德辉来信，叶建议《四部丛刊》如需借他处藏书影印，应“尽就近易借者借之较简便，亦较迅速”，“总以借得瞿书为功之半，江南图书馆次之”。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建立起的“涵芬楼”，十几年来收购古籍数目可观，但还无法与晚清四大藏书楼的规模相提并论。这四个藏书楼中，杨氏海源阁在山东聊城，既无旧交，也路远不便；陆氏皕宋楼藏书已在十几年前售至日本；而瞿氏铁琴铜剑楼，和收购了丁氏八千卷楼的江南图书馆都在上海周边，这两处收藏的善本可以满足《四部丛刊》的多数需求。因为商务印书馆与南京军阀一直关系良好，借影江南图书馆藏本不成问题，叶德辉的主要建议是让张元济再托缪荃孙联络铁琴铜剑楼的第四代传人瞿启甲（良士）。缪荃孙是光绪朝进士，曾任国史院总纂，先后创办了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当时流寓上海，也是《四部丛刊》最早的发起者之一。
缪荃孙向张元济谈起《四部丛刊》选本的方针。缪认为“尤以不拘《书目答问》本子为最要”。《书目答问》是当时最重要的工具书，直到今天也是目录学经典著作，题为张之洞所作，实际上是缪荃孙代办。缪说当时作《书目答问》“以通行本子为目的，使人易得”，但对于现在将要影印的《四部丛刊》，他主张“现新出好本多于往时，尤以精本为主矣”。关于版本方针，茅盾回忆商务印书馆内的“当权者派”主张选用善本影印，但也有人主张用铅字排印更便利和普及的带有考证汇注的本子，这就是《书目答问》会为一般读书人入门所首先推荐的版本，他们还讥讽前者是“制造假古董者”，双方争论近半年之久。
其实无论使用哪种方案，对于中国古籍的出版而言都将是一个创举。但是，当时恐怕再没有其他出版人能像张元济那样与旧书业、藏书家有深刻的交往，能够合公共图书馆与私人藏书家、企业之力汇集善本加以影印了。商务的《四部丛刊》最终选择前一方案，而中华几乎同时推出的《四部备要》丛书则基本是后一方案。
确定选取善本的版本方针后，另一个问题则是收录哪些书。8月，张元济与沈曾植、缪荃孙讨论《四部丛刊》书目，沈、缪两人都提出经史子集四部中，前三部选书过少，而且前三部内无清人著作，集部却有很多清人文集，也显得体例驳杂。因此打算删去清人的文集，增加宋金元人文集，也可以收入一些两宋词家专集。
对这个做法，后来叶德辉又写信讨论。他说“为流通古书起见，不得不有利市之心，但利市之法在投人所好”，而当时人们普遍重视清人诗文集，如果能“类聚一编，触手皆备”，一定会吸引购买。《四部丛刊》的定位是精善之本，很大程度上就是宋元旧本，清人著作在这种版本定位下有些尴尬。叶德辉提出，“只宜取有用之书，兼及宋元明本，不能因有宋元明本，遍印不急之书”。
《四部丛刊目录》
藏书家“知其必不长为己物”
叶德辉、缪荃孙代为联络瞿氏后，10月9日，张元济与叶德辉、孙毓修启程到常熟拜访铁琴铜剑楼。这是张与瞿的初次见面。后来，张元济与瞿氏父子围绕善本影印展开了十数年交往。
而联络铁琴铜剑楼主人的缪荃孙，1919年初曾重病，“呕血盈盆”，幸亏医治及时，逐渐恢复，但也卧床数月，精神今非昔比。6月缪荃孙给张元济的信谈到“病后万念俱灰”，刻书工作亦拟停息，又欲售书数种与商务印书馆。本来双方协定1800元，但过了一阵，缪又因为在讨价还价时搭入了一部《剡源集》而后悔。与缪接洽的孙毓修向张元济商量此事。这部《剡源集》是何焯借得明嘉靖以前旧抄本校在此本之上，除了改正讹夺，还补足《唐画西域图记》后半和12篇佚文。不过这一校本已经在光绪年间刊刻。最后张、孙决定加价60元，购入这批藏书。
缪荃孙给自己的藏书做了详细的解题目录，因为他很早就相信藏书聚散无常。他自言是在庚子事变时第一次感到“如李易安所云‘四顾茫茫，盈箱溢篋，知其必不长为己物矣’”，因而决定自编书目，“他日书去而目或存，挂一名于《艺文志》，庶不负好书若渴之苦心耳”。缪荃孙先编成《藏书记》，后来又有《续集》与《再续记》。《藏书记》印成后，张之洞曾问缪：不畏人指名而索耶？”缪则回答：“本是待价而沽耳。”后来书归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应是很理想的归宿了。谁又能料到十余年后，东方图书馆与涵芬楼的藏书竟被付之一炬。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焚毁的东方图书馆
12月，缪荃孙病重，21日早间张元济登门拜访，“其家人以垂危告”，又见到“门内置纸糊轿马多件，似已预备后事”。次日，缪荃孙去世。张元济撰挽联回顾与缪的交往，题记：“壬辰通籍，甲午先生归田，奉教之日浅。辛、壬间先生载书来沪，互相通假，获益不少。山木遽坏，能弗泫然。”
1919年尾，筹备数年的《四部丛刊》终于撰定印行启事，由王秉恩、沈曾植等25人署名。署名后识云“缪筱珊先生提倡最先，未观厥成，遽归道山，谨志于此，以不没其盛心”。
来源：文汇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