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3 07:49:06来源：法律常识
作者：王润民
来源：乐亭县民政局、乐亭文化研究会主编《乐亭百岁寿星》（2016年辑印）/乐亭故乡人网站（www.guxiangren.com）
都说“七月流火”，大暑时节的六月，已是“赤日炎炎似火烧”了。为采访年逾百岁的朱静芝老人，我迎着骄阳，前往汤家河镇湖林田庄。过了一座小桥，一条蜿蜒的、生着青纱帐的小水泥路，把我带进了这槐荫茏罩的沿海小村。在老人二儿子田春增的引领下，走进了老人的家。一进门，就见一老太太正在剁菜喂鸡，春增说；“妈，县里来人采访您。”老太太耳背，打岔说：“哪有糠，拌点苞米面子呗。”“采——访——你！”春增大声说。“拆房？”看来老太太听不明白，我赶紧高声说：“大妈，来看看您老人家，跟您呆会儿。”老人笑着说：“不中了，啥也听不好，快进屋吧。”在堂屋里，她的四儿子田春仁向我讲述了老人平凡坎坷的一生：
我父亲田殿熙，解放前在奉天（沈阳）的小西关里的小什子街经营一家客栈运输公司——世兴隆，有百余辆大车，父亲任经理兼会计。当时，也算是小康之家。不幸他中年丧妻，撇下两个年幼的儿子。我母亲朱氏20岁填房嫁到了田家。姥姥家在前裴滩，家境贫寒。母亲从小没念过书，没有名字，朱静芝是过门后父亲给起的。
“母亲十分贤惠，她孝敬公婆，待前房撇下的春发、春祺视如己出。后来又生了春平、春仁、春江、春增、春丰我们哥五个。再加上公婆已是10口之家了。因为东北有买卖，家里的日子还算好过。可是后来，日本鬼子在东北横行霸道，欺压老百姓，时不时就征用大车，也不给钱。赶车的都吓跑了，生意十分难做。1945年只好黄了摊子回家种地。父亲是个买卖人，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庄稼活儿啥也不会干，种地只会牵牲口。而母亲是庄户人家的闺女，父亲不在家时，全靠她料理家务，耕、种、锄、耪，地里的农活样样都会。父亲回来后，家里的事仍然由她张罗。我们种着十几亩沙碱地，母亲连扶犁带点种，耥一垅，点一垅，而后锄耪收打都全仗她管理。她凭着吃苦耐劳、勤俭节省，维持着这10口之家的生活。在日伪和国民党时期，苛捐杂税，连年战乱，敌人三天两头“清乡”，不是抓丁就是要钱。每次跑反，都是母亲赶着老牛车，拉着一家老小，跑西海、逃海田，过不上一天安生日子。”
“更大的灾难是1946年冬天，我父亲在后院捣秫秸攒，发现里面藏着两枝长枪（三八枪），父亲慌了神，战战兢兢去找我母亲说：“坏了，来祸了，你快去看看咋整？”母亲急忙来到后院一看，想了想说：“先别动，咱们合计一下再说。”他们复又将枪藏好，回到屋里反复惦量这枪到底交给谁呢？给保里还是给景瑞？母亲经过仔细思考，最后说：“这枪要交到保里，他们就说不准给谁去了，还是交给景瑞吧，他是为咱老百姓的。”当天夜里母亲找来了田印平（地下党支书）让他把枪给景瑞拿走了。过了两天，有人带伙会到我家后院来找枪，一看柴禾垛搬了，枪也不见了，他们就向我父亲要枪。我父亲说：“我们昨天搬秫秸攒，没看见有枪啊？”敌人不信，威胁道：“我们把枪放在秫秸攒里了，现在没有了，不管你要管谁要？”父亲说：“我们自己家里的秫秸攒，跟你们的枪有啥关系？”一个当官的气势汹汹地说：“在这儿他不说，带着他！到地方看他说不说，带走！”不容分说，伙会们七手八脚地就把我父亲带走了。”
“带到哪去了？两天也打听不到消息，我母亲可就没了主意，这可咋整？母亲找到田印平，田说：“让我大哥一口咬定没看见，他们没证据，把人咋不地。要是我大哥挨不住，说了可就没命了，咱们赶快分头托人去保，你去找田老八，他儿子在县政府当秘书。”为此，母亲就急忙去到田家，找到田老八说：“八叔哇，殿熙让人家逮去了，你老得想法救他呀！”老八问明白了事情缘由后说：‘家里出事了，我一定帮忙。”母亲说：“我手底下没钱，一切的花费你先我垫上，家里还有十几亩地，等事平定了，去了地就还给你，我一个妇道人家没经过这么大的事儿，你老看着办吧。’老八说：‘去了地你一家老小可咋过？钱的事儿你就别管了，我去找保里各家凑点，让田杰去打点，我给你写封信，你去找田杰，让他想法保人。’母亲带了信去了县城，找到田杰，说了事情的经过。田杰说：‘嫂子，这案子太大，没有证据一时半会结不了，我托人安排你去探监。告诉我大哥，打死也别改口，没有证据就能拖。咱们慢慢想办法。’”
“案子一拖就是半年，在这段时间里，我母亲跑里跑外，上下打点，还得照顾这个家，真是操碎了心。这一年多，除了花去乡亲们的资助，还是去了10亩地，可人还在大狱里押着，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啥时候是个头呢？天无绝人之路，正巧赶上县里换县长，在清理积案时，田杰从中帮忙了结了此案。县长以证据不足，给办了个取保候审，放回了我父亲。不久，乐亭全境解放，我父亲才获得自由。父亲放回来后，逢人便说，‘要是没有我老伴，10个田殿熙也死了。’”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挨饿，田庄也不例外。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全靠野菜盐蓿度命。那年头地里的野菜全让人挖光了，偌大个海滩盐蓿也不好采，一天7两粮食怎么活？何况我家又都是那吃死老子的‘半葫芦头小子’呢？日子就更难过了。没粮食吃，我们哥几个个个饿得皮包骨。无奈之际，我就想个办法，让我们哥几个夜里去到海滩子上用桅灯去照牛皮蟹（一种小蟹），照回来烀一锅，烀熟了一家子你一碗我一碗剥着吃。一夏一秋天天夜里吃螃蟹，吃长了就没人吃了，一见牛皮蟹就恶心，宁可挨饿也不吃，后来母亲就又想了个法，把照回来的牛皮蟹用碾子细细地砸碎，然后加上适量的水搅匀，再用粗纱布滤出汁（粗皮是喂猪的好饲料），加上点盐蒸成羹，非常好吃，每人喝一碗，还能多吃一个菜团子。要是现在，做那么一碗羹，怕也要百八十块钱呢！”
“那个年代，不光吃的，穿的也很紧张，国家一年才供应3.8尺布票，只够做一个大裤衩子，很多人家穿不上完整的衣服。手巧且勤俭的人家讲究‘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母亲就总是把我们的衣裳缝补得整整齐齐，洗得干干净净，从不让家里赤皮露肉。冬天我们的棉衣都没有外罩，穿脏了没法洗，母亲就让我们哥几个中午排成排，挨个用水刷，刷了前面刷后面，然后冲着太阳一面一面地晒，所以，我们田家的孩子，穿戴总整整齐齐，干干净净，那年头的妇女，也和男人一样，白天要到生产队劳动，晚上收工还要做饭、喂猪，伺候一家人吃饭，深夜还得衲鞋底，给一家人做鞋，我们从来就不知道她啥时候睡觉。我们家最累最苦的就是母亲了，她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照顾这一大家子真不容易呀！”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家。我们哥几个有的上班工作，有的在家里种地，生活都很富裕，母亲和我生活在一起，那哥几个逢年过节都送东西、给钱。政府还给300元养老金，老太太活得很舒心。我们做儿女的只有一个心愿：孝敬老人，祝愿老人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