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民政局的离婚登记室，调解劝和的婚姻箴言随处可见。 （视觉中国/图）

相关报道详见《离婚律师的长线战争：“所有最终走向决裂的人，曾经都是相爱的”》

和邹露璐的第一次碰面，在深圳的一间酒店门口。晚上11点，她拖一只黑色的行李箱出现，面容略带疲惫。几天前，我向她表达了想要采访婚姻家事律师群体的诉求，她常年在长沙工作，很少接外地的案子。深圳的这起家庭纠纷急迫而焦灼，她风风火火赶了过来。

当事人有些谨慎，独自去前台为律师开了房间。那是个中年阿姨，生活条件看上去不错，眉画成过去上海摩登女郎式的细细蛾眉。按照她的说法，她是来解救她姐姐的，姐姐和姐夫的这段半路婚姻一开始就带着欺骗，姐夫隐瞒自己患有“不死的癌症”强直性脊柱炎。而姐姐如今患上重病，不再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她怀疑姐夫恶意拖延救治。有一次，她电话询问姐夫是否带姐姐去看病，得到对方肯定的答复后，她跑到姐姐家楼下观察，却发现家里的灯一直亮着。她由此怀疑姐夫说谎，姐夫拒绝让姐妹俩见面。

邹露璐帮着出谋划策，最后发现还是报警最稳妥——至少要进入姐姐家里，确认姐姐目前的身体状况。前一天一直沟通得不错，到了第二天下午约定会合的时间，当事人突然反悔了，她不想报警，打算找姐夫的领导疏通关系。

“我们和当事人解除委托了。”邹露璐第一时间告诉了我。

我们坐下复盘，发现当事人叙述里还是有许多存疑之处。比如，她此前求助警方、社区、姐夫单位领导等，各方都对她态度恶劣，按常理很难同时出现；她突然提起自己还有一个哥哥，但哥哥对这件事的态度语焉不详。退房时，我们发现当事人用的不是自己的身份证，而是一个陌生男性的名字。

真相到底如何？在当事人解除委托的那一刻，律师已无权再继续探究。我们只能离开深圳。

回到长沙，我跟着邹露璐和其他律师跑法院调证、听案例，旁观他们和各种当事人周旋。邹露璐的办公室在一间临江的写字楼里，门上挂着“富婆休息室”的标牌，那几天，她接了几个咨询，为保护当事人隐私，这里无从细说。有一次，同律所的另一个律师遇上一位难缠的客户，向她求助，走进咨询室之前，她对我说，“姐去征服他！”

这让我对当事人和律师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处理一件离婚案时，律师从来不是单向的服务者。正如一位资深律师所说：婚姻家事律师，是需要挑选客户的。

邹露璐在一次庭审中。 （受访者供图/图）

“愿意耐着性子搞这种家长里短”

邹露璐今年刚好40岁，五年前，她在一家国企做法务，意识到工作的价值感有限，很快辞职来到现在的律所。主任和她说，现在的律师早已不是她毕业那时“万金油的年代”了，有了更细致的领域划分。她很快选定了婚姻家事领域，一方面门槛相对低，没那么拥挤；另一方面，她确实是“一个愿意耐着性子搞这种家长里短的人”。

邹露璐的一位亲戚得了癌症，生前想立遗嘱，找来一位律师，对方却并不专长婚姻家事领域。遗嘱涉及女儿的财产，大意是：女儿和女婿的房产是婚前他购买给女儿的，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女婿签字承认这一点。邹露璐觉得，这个举动从法律上讲是“保险的”，涉及人情却未必。这位亲戚去世后，女儿女婿接着就离婚了。

“好像守住了财产，你的亲情又怎么办？”原本相安无事的两个人，因为这次签字有了嫌隙，邹露璐惋惜地说，“没有那么简单的。”

交谈时，为了说明突然而来的变化可能引发的家庭纷争，她拿我举起了例子。了解了我的家庭构成后，她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突然有一天，你父亲去世了，你奶奶拥有你父亲的财产继承权，而你还有一个姑姑，这会不会影响你奶奶和母亲的关系？

我下意识摇了摇头。她的眼神坚定，“一定会的”。她说，当一位年长的老人失去了儿子，只剩一个女儿可以依靠，情感上必定会更倾向于女儿，这可能会导致一个风险——奶奶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财产，最后流向了姑姑。而对于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来说，夫妻共同积累下的财产，凭什么拱手送给丈夫的妹妹？矛盾由此产生。

听到这里我陷入了沉思，虽然我觉得她所说的可能性很小，一方面我家人属实没什么财产，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姑姑的为人，不会因此而闹翻，但是邹露璐的话提醒了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和既定的相处模式，会因为变量的导入，而走向不可控的境地。

“这是一种重组，人生的巨大选择”

锦天城律所梁瑛律师刚入行时，遇到经济状况不太好的当事人，结束官司后，还会给她寄来当地的土特产。听起来很美好，但这并不代表律师和当事人间就天然缔结了伙伴关系。

邹露璐曾有一位男当事人，不同意妻子的离婚请求。他委托邹露璐，想在财产分割上找一点空间。房子由男方父亲出钱购置，但写在了两个人的名下。邹露璐分析能达到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可以说房子是父亲借款给儿子买的，不论写谁的名字，都要还钱。于是，女方起诉离婚，男方父亲起诉了女方。

邹露璐和对方律师谈妥方案：房子归男方，男方给女方40万补偿款。男当事人主动提出，孩子抚养权归女方，他只出每月1500元抚养费。邹露璐说，这比常规的抚养费要低出不少。

在邹露璐的建议下，双方先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房子归男方，男方付给女方40万，之后再离婚。这个协议对女方存在风险，有可能签完后男方又拖着不肯离了。女方特地对邹露璐说，“邹律师，我基于信任你，今天配合他把这个公证做了。接下来也请你不要辜负我的信任，帮我说服他按照约定离婚。”

结果到了法院，男方突然变卦：原本约定抚养费要付到孩子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可以独立展开生活之时，但他反悔了，只肯付到18岁。

邹露璐把男当事人骂了一顿，“你知道我辜负了对方当事人吗？为什么她会配合我们做这个公证？你以为是用了什么，是因为她对我的信任，结果你现在让我来背负？”最后，为了离掉婚，妻子妥协了。

我问邹露璐，碰到这样的当事人，是不是很伤？她说，这还好，她碰到过更夸张的。她突然感慨，“人性这个东西你真的没法改变。”

来深圳之前，邹露璐的一个朋友遭遇了伴侣出轨，朋友一度情绪激动，守在法院门口等她。去高铁站的路上，邹露璐帮她捋清了思路。离婚的情形在她身边不少见，邹露璐自己也亲历了离婚，“对我们来说，这都是一种重组，人生的巨大选择”。

“法律总有一个结果，不是黑就是白，离婚还是不离婚，钱到底归谁，总有一个结果，这个不重要。但是你的过程和这个结果，会不会对你将来的生活造成持续性的影响，就看你了。”邹露璐的这句话我印象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