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了刑可以请律师，判了刑请律师还有用吗

广义上的当事人，包括委托人(亲属）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有诉讼地位的参与者，是狭义上的法律意义上的当事人，是最终有权决定委托律师的人。因此，要顺利建立委托关系，并从头到尾把案件委托事项办好，需要既和委托人建立信任关系，也要和狭义上的当事人沟通顺畅，配合默契。两个环节中有一个缺失，委托人和当事人都可能解除委托关系。

跟当事人如何沟通，是律师们不断探讨的话题，是青年律师在执业中比较挠头的一个事情。法律知识很过硬的律师，不一定能取得当事人信任、委托和认可；律师办理案件尽职尽责，花费很多心血，等案件裁判之后也未必让当事人满意。所以，研究如何从咨询、谈判开始，到建立委托关系，到跨越几个诉讼阶段的磨合，再到最后顺利完成委托事项，对律师就至关重要。

在服务宗旨上，顾客是上帝，律师作为服务提供者，应当全心全意保障当事人利益。但在做具体业务时，民事律师与刑事律师对待客户的关系应当有所不同。对于非诉项目、民事诉讼，客户的需求是明确的，目标是单一的，所有的律师服务都是以客户需求或者目标为导向，律师服从客户的特点多些。而刑事案件的目标，或者说争议的标的，与非诉、民事不一样，刑事当事人自己很难明确应该追求什么诉讼目标，只是简单地抱有洗冤、少判、早日与家人团圆的强烈愿望，在专业判断、诉讼经验、证据提供等方面，都没有能力指导律师办案，无法像民事当事人一样与律师平等对话。

从另一个角度看，民商的裁判结果只影响经济因素，最多还有名誉，即便结果不利，也是可以通过再审等予以回转的。但刑事案件直接决定着当事人的自由与生命，人关押在那儿出不来，或者被执行死刑了，都不可回转，即便十年后司法机关纠正错案了，也找不回失去的自由和生命了。最后还有一个观察角度，就是民商案件中，律师的立场和观点都必须与当事人完全一致，但刑事案件中，律师可以发表独立观点，并经常出现律师和当事人有意分工合作、在法庭上发表完全不同观点的情况。

所以，在刑事案件上，我从不主张与当事人有形式上的平等，更不主张把客户的意见当圣旨。真正想让当事人利益最大化，刑辩律师的定位就应当是专业主导型，不能是雇工型、服从刑。要保持专业性、责任心都“凌驾”于当事人意志之上，有自己的独立判断、独立战斗策略和方法，保持主导地位。有的律师担心失去案件，从一开始就跟着当事人思路走，尽其所能地满足客户的所有要求，不坚持自己的辩护思路，不拒绝无理甚至违法要求，这样表面上看很“尊重”当事人，服从当事人安排，实际上律师没有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发挥专业优势，除了地位被动，更关键的是因为辩护偏离了专业判断，最后对当事人造成实质损害，当事人恐怕也照样不满。我在好多案件中，包括著名的李某某案件中，看到当事人主导律师、律师按照当事人的意见去辩护，最后都没有取得好结果，当事人对律师极不满意的情况。

在建立委托关系的初始阶段，这种专业主导型首先体现为要在律师的主场谈案，因为这涉及到当事人心理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企业家客户、高官家属。如果当事人是民事、非诉心理，甚至是老板心理，就会要求你上门提供服务，其实他没有下功夫研究你是谁，值不值得委托，只是像以往招标一样坐在那儿等你来汇报思路方案，一天能见上十拨八拨律师，最后再决定用谁。你是普通的投标人，十之八九不中，中了也已经形成了服从型地位。如果是为了家人、企业安危的真正求救者，就会提前认真联系、研究哪个律师合适，选中了你做重点候选人，就会上你的门寻求服务。这是刑事案件不同于民事的特点之一。

接受家属、企业委托后，与当事人的沟通应当循序渐进，有耐心，有方法。比如初次会见时，可能面对律师有无作用的质疑，对辩护观点差异的怀疑。对此，律师首先要提前做好充分准备，包括涉案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几种情况下可能分别涉及的罪名、法律和后果，本案的几种可能性出路，律师能起的独特作用，做到胸中有数，面对当事人的疑问和观点，对答如流，果断干脆，毫不犹豫。对于当事人要求频繁会见的，如果不是案件需要，可以建议增加聘请一个生活会见律师，交叉会见，而不必在会见次数问题上发生争执陷入被动。当事人要求传递物品，带话，也不要一棍子打死，啥都以违法违规拒绝，完全可以合法地变通处理：信件出示一下，但只宣读，不传递；可以带话，但以案外为主，不能超过底线，不能帮助做伪证。

当事人可能首先关心的就是办案思路是什么，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律师有什么工作方案、应对方案。律师要通过会见、访谈等方式尽力了解案情，把复杂问题剥茧抽丝，提炼出核心事实和主要法律，进而做出预判性的现有案情和发展方向分析，在此基础上合理引导当事人的心理预期，并留有余地。既要给当事人信心和勇气，又要引导其暂时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要求，提醒案件过程中的各种可能和案件结果的各种可能。在目标上，可以做出保守、正常和乐观的三类估计，既不要过于悲观，在前途上打击当事人，也不要过于乐观，让当事人觉得肯定能有很好的结局，有意无意把最好结果当成律师的承诺。

在确定案件的辩护方案时，律师也要循循善诱，不能产生对抗冲突，而要运用经验和能力，逐步折服当事人。对当事人不正确的辩护方向，要通过沟通和说服，进行纠正；也可以建议采用默契配合方法，在意思一致情况下，各自辩护，比如当事人不翻供，认罪，但律师从证据规则、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角度做无罪辩护。这些沟通过程要在会见笔录中注明，让当事人签字。当事人坚持翻供，或者坚持律师无用，或者坚持自己辩解角度，都可以先容忍，让当事人先保留这些不同观点，等待合适时机，再行说服。对当事人比较强势，倾向于坚持自己观点，甚至安排律师具体工作的，则要区别对待。有的可以配合，有的要善于拒绝。如果当事人不服从律师的专业主导，可以先让其尝试其他的律师，失败了再回头；必要时，就需要提出解除委托，让他更换律师。总结一下就是，律师要善于引导，善于说服，保持主动地位；态度该硬就硬，获得尊重，越软越容易被认为无底气，带来不满意。

2015年的时候，我带着分所一名年轻律师，接手了一个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的贪腐案件。初次会见时，当事人仰坐在椅子上，眼睛下视，说我没要求家属请律师，更没要求请北京律师，你们律师能有什么用呢？我是先被抓到北京问了很久，又放到本省的，这都是上面定下的事情，什么专业什么对抗都是没有用的。我就讲了上面也讲法律啊，至少要求下面讲法律啊，你过去不讲法律不重视律师，才出的问题，要改变思路了，你看这次会见就是我们交涉了反贪局好几次，才在刚侦查不久就让律师会见你的，也算是法律起了作用；我们可能没法把你救出去，但如果办案程序有问题、事实和证据有问题，我们可以帮你反映和辩护，让你减轻处罚，或者围魏救赵，让你同样被关押在看守所的爱人早点出来。交流大半小时后，尤其听了一些正反案例，当事人的眼睛越来越放光，身体也逐渐从仰坐，变为了正坐，再变成了前倾，与我们面对面越来越近，并顺利签署了自己的委托。后来，在我们努力下，他达到了最主要的目标——被指控共同受贿四百余万元的妻子判了缓刑。直到现在，他和家属还在与我保持联系，交流后续申诉等事宜。而与我一同代理该案，当时面对“高官”不知如何应对的年轻律师，从此案后经验增长很多，又和我一起或者自己单独代理了一些重大案件包括省部级官员案件，现在已成长为省级律协的最年轻领导。

在取得当事人的委托确认后，如果当事人有案外要求，律师既要照顾他们的正常心理需求，妥善处理案外要求；又要注意法律界限，在介入方法上和程度上适当把握，不能出格。比如，对寻求社会资源找关系的，你可以按照他的要求指指路，要找就找哪个部门的领导才可能有用，别把管辖关系搞错了。这是国情，你要理解当事人，但不要介入，最后有用没用的是当事人的事情。如果你一味反对，万一案件结果不好，当事人就会怪罪，说你辩护不行，还耽误了我们找领导解决。但在指路之前，一定要对当事人进行劝导和提醒，时代不同了，找关系很可能起不到正面作用而是起到反作用。对坚持走人情案路线，把工作重点放在找关系上、拒绝律师进行专业对抗、据理力争或者采取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等工作方法的，你可以让他们先行尝试，自己去做，等着他们碰钉子之后，回过头来再跟着律师走，不宜在当时过于坚持自己方法，导致矛盾加剧，损害信任感。同时，律师要充分告知当事人贻误时机的后果，并记录在案。现在微信成为日常交流工具，可以及时把对话保留下来。

除了主导关系，律师还应该是优秀的心理抚慰师，对嫌疑人、被告人和家属进行心理辅导，做好情绪上、心态上的按摩。我每次出差，在会见前后、取证前后、开庭前后，都要跟家属们做在一起，针对他们的疑惑进行解答，针对他们的建议进行甄别和落实，甚至帮助解决家里因为案件产生的诸多次生问题，包括公司危机、是否离婚、孩子上学受到影响而弃学、老人病危、家属试图自杀等。家属们都是愿意主动拿最好的酒招待我，听我漫谈，因为我在对话中，给他们解决了很多案内案外的问题。这些貌似不是工作的工作，价值非常大，除了案件上的信心鼓励，更多是解决人生的心理障碍等。这是对辩护工作的有益补充，也是取得充分信任的必要途径，一方面能让当事人和家属配合工作，别因为急躁、轻信司法掮客、耍小聪明串证、违法上访等干扰律师的辩护规划，对案件结果有好处；另一方面也是人道、救济的责任，通过深度交流让一家人解除压力，走出阴霾，迈向光明。有些律师不耐烦接听家属电话，不愿亲自会见当事人，开庭前后也不愿与当事人和家属多做交流，导致当事人一方云里雾里，既配合不好辩护工作，比如根据律师提示去寻找有利的线索和客观证据；也不知律师究竟做了什么，是否已尽力而为，对律师的工作产生怀疑；还导致不知道案件走向，十分迷茫，以致出现当事人和家属因为着急而自行决定做出一些错误决策。

另外还有很多与当事人沟通交流方面的重要问题，限于篇幅，以后再另辟篇章专门叙述，包括上述的心理按摩师问题，当事人要求翻供问题，当事人与家属意见不一致问题，当事人要求舆论公开问题，等等。总之，取得当事人信任是第一位的，但前提是律师要有专业经验，要坚持职业道德，要辛苦付出，真诚交流，把当事人利益而不是当事人意见作为追求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