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3 17:36:37来源：法律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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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回检察制度
刑事执行检察的“优化升级”
2020年12月14日，反映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电视剧——《巡回检察组》播出。随后，这部冷题材的剧引爆网络，并创造了收视奇迹。巡回检察制度也完成了从鲜为人知到广为人知的“蜕变”。
时间倒推至2020年10月底，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部署了跨省监狱交叉巡回检察。剧集推出之时，巡回检察工作亦在陕西省宝鸡监狱、广东省从化监狱、湖南省坪塘监狱火热进行中。由最高检第五检察厅厅长、副厅长、贵州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担任组长，从第五检察厅以及福建省、河北省、贵州省检察机关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的巡回检察组正在争分夺秒地研判材料、调阅监控、查访监狱、与监狱有关人员以及罪犯谈话……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检察官们并不知晓，“巡回检察组”已然在网络上火了。
回顾整个2020年，前半段，因疫情防控需要，巡回检察工作按下了“暂停键”；后半段，省内监狱交叉巡回检察与跨省监狱交叉巡回检察接替开展，忙碌而充实，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稳步向着高质量发展迈进。
比剧情更丰富的巡回检察工作
巡回检察制度是一项新制度，对监狱、看守所实行巡回检察制度改革，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项重要举措。2018年5月，最高检开展监狱巡回检察试点，并于2019年7月在全国全面推开。从全面推开到如今也才一年半多的时间，中间还曾一度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而暂停。
时间虽不长，能量却巨大。通过监狱巡回检察，监狱检察工作呈现出了新的变化——检察人员的监督理念更加科学，监督重点更加明确，监督敏感性明显提升，发现问题不断深入，进一步提升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效果和监狱执法的工作水平。
在电视剧《巡回检察组》中，巡回检察组的成员通过办案找出真相，实现“人民的正义”，剧情围绕着检察机关对监狱的巡回检察和派驻检察相关工作展开，并综合了多个真实案例。
剧情跌宕起伏，也让观众在逐渐了解巡回检察工作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疑问，如“检察官也要查案吗？”“巡回检察组到底是干什么的？”
最高检第五检察厅厅长侯亚辉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回答：“现实生活中，刑事执行检察官正是通过办理这类案件依法履行职责，保证国家法律在刑罚执行活动中正确实施，保障罪犯合法权益，维护监管秩序稳定，纠防冤假错案，促进监狱提升改造质量，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
根据《人民检察院监狱巡回检察规定》，一般情况下，巡回检察按照一定时间间隔来开展，监督方式包括阅卷、调看监控录像、查看监狱相关场所、谈话等。监督内容方面，主要涵盖监狱执行有关法律规定、刑罚执行活动的情况，重点是监督刑罚执行、狱政管理和教育改造情况，以及派驻监狱检察室检察人员工作情况。
实践中，巡回检察分为常规、专门、机动和交叉巡回检察，根据不同的情况开展工作。常规、专门和机动巡回检察由对监狱负有监督职责的检察院组织，交叉巡回检察一般由省级及以上检察院组织。常规巡回检察主要针对监狱刑罚执行、狱政管理、教育改造执法活动；专门巡回检察主要针对监狱发生罪犯非正常死亡、脱逃或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重大事故；机动巡回检察主要针对日常监狱检察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等。交叉巡回检察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或省级院统一抽调检察人员，组成巡回检察组，结合日常检察发现的问题，对监狱进行全面深入的巡回检察。
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在侯亚辉看来，相比单纯的派驻检察，巡回检察的工作成效更为明显。“交叉巡回检察方式可以有效解决‘熟人熟事’‘讲交情顾面子’等不敢监督、不愿监督的问题，有利于更为深入、全面地发现和解决问题。”侯亚辉表示。
最高检“打样”，各省“开花”
2020年下半年，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最高检“重启”监狱交叉巡回检察工作，给监狱做“体检”。
2020年7月底，最高检部署开展了省内监狱交叉巡回检察工作，全国检察机关共对133个监狱开展了交叉巡回检察。为了检查督促和调研指导监狱巡回检察工作，最高检还成立了4个督导组对江苏、山东等8个省份开展了省内监狱交叉巡回检察督导工作。
闻令而动，最高检的通知一下，各地立即启动了监狱交叉巡回检察工作，部分地区在完成最高检“规定动作”的同时，还谋划了“自选动作”。例如，云南省检察院举办监狱交叉巡回检察培训班，提升检察官的专业素养；青海省检察院检察长亲自带队赴监狱开展交叉巡回检察工作，督查监狱刑罚执行和监管改造工作情况；甘肃省检察院提前将监督需求告知案管部门，案管部门根据巡回检察的监督重点，邀请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的人民监督员参与……
受邀参加最高检开展的督导工作后，全国人大代表、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教授马晖玲认为，通过巡回检察不仅能够发现监狱存在的问题，还可以找出检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因地制宜地完善，助推基层检察工作更进一步。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五矿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公司社会事务部咨询顾问徐远冰建议在巡回检察工作中建立责任清单制度，把整改任务具体落实到人，定期评估整改情况，做好巡回检察“后半篇文章”。
2020年10月底，最高检启动了跨省监狱交叉巡回检察工作，从福建、河北、贵州三省抽调检察官，组成三个巡回检察组对陕西省宝鸡监狱、广东省从化监狱和湖南省坪塘监狱开展跨省监狱交叉巡回检察工作。
这是最高检首次直接组织对监狱跨省交叉巡回检察，巡回检察组共与罪犯谈话564人次，调阅审查各类案卷1942份，处置、分流罪犯控告举报申诉材料425件，与监狱领导班子及干警谈话86人次，发现各类问题151个，职务犯罪线索38条，提出口头纠正违法意见建议29件（次）。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湘绣研究所刺绣生产部主任成新湘认为，跨省交叉巡回检察更能发现一些突出的深层次问题，能促进司法更加公平、公正和公开，对整个法治建设大局有重要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除了关注监狱系统的硬件问题，如监狱的信息化、监控盲点等，也对“减假暂”工作的透明和公开提出了意见。
侯亚辉表示，最高检直接组织跨省交叉巡回检察，可以为地方检察机关“打个样”，通过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整个刑事执行检察队伍能力水平提升。
巡回检察，是监督也是办案
“巡回检察组是承担监狱巡回检察的办案组织，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落实权责统一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侯亚辉告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跨省交叉巡回检察开展过程中，三个巡回检察组在人员配置上，都是按照专案组的模式来设置，组员中既有熟悉监狱刑罚执行工作的，又有侦查业务能力强的，均是按照专长安排工作。
专案办理，既要有线索摸排，又要补强证据。阅卷，是发现问题和线索的重要途径。巡回检察组成员的一个任务，就是查阅监狱系统的卷宗，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阅卷并不是盲目翻看，将相关法规烂熟于心是第一步，随后要“全面撒网”和“重点捕鱼”相结合，针对不同问题拟制不同处理意见。
巡回检察组成员也是在阅卷中发现了监狱在刑罚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包括对减刑条件审查把关不严、提请减刑程序不合法、违规减刑等，个别监狱甚至存在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长时间脱管的问题。
发现问题，补强证据，通过案件化办理完善证据链条，注重发现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和深层次问题……巡回检察组通过线索摸排、深入对话、调阅监控、走访调查等，最终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并以此作为案件处理意见的依据。
除了注重对监狱违法情况的纠正，巡回检察还注重对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和责任追究。
“检察系统也要‘刀刃向内’，加强对派驻检察室的监督。”方燕代表的提示言犹在耳。
记者了解到，在2020年开展的跨省监狱交叉巡回检察中，办案检察官就注意到了被检察监狱的派驻检察室无论是机构设置、人员配置还是硬件设施，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派驻检察工作的正常开展和对巡回检察发现问题的督促整改。个别监狱派驻检察室检察官整体年纪偏大，仍按照传统观念、老经验开展工作，对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不够，仅仅满足于不发生监管事故，存在对重大违法违规问题监督力度不够等问题。
针对发现的问题，巡回检察组提出，要加强派驻监狱检察室的建设，强化检察室作用的发挥，为巡回检察当好前哨站，提供信息源，充分发挥“巡回 派驻”的监狱检察制度整体优势。
《巡回检察组》的剧目火了，巡回检察工作和影响仍在继续。“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已经成为了司法机关的基本遵循。刑事执行检察官们也将以此为动力，努力实现每一个“我”的正义，推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再上新台阶。
巡回检察：监督刑罚执行维护司法公正
年度热播大剧带你走近巡回检察
实时收视率破5；
播出期间全网热搜上榜248次，微博主话题阅读量28亿 ，讨论量100万 ；
抖音主话题播放量50亿 ，剧集话题总播放量230亿 ……
2020年末，电视剧《巡回检察组》火爆全网。该剧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背景，聚焦刑事执行检察特别是巡回检察工作，艺术地呈现了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司法进步和法治力量。
一年工作要况
最高检制定2020年全国监狱巡回检察工作方案，要求扎实开展跨区域交叉巡回检察，加强各种监狱巡回检察方式的有机配合、统筹推进，以实现监督效果最大化
6月
最高检通报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刑罚变更执行法律监督工作情况，发布最高检第十九批指导性案例。
7月
最高检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0年省级人民检察院辖区内监狱交叉巡回检察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用三个月左右时间分批次、分步骤选择本省20%左右的监狱开展交叉巡回检察。
9月
最高检第五检察厅组成4个督导组赴8个省份开展省内监狱交叉巡回检察督导工作。
10月
最高检首次部署跨省监狱交叉巡回检察，分别对陕西省宝鸡监狱、广东省从化监狱、湖南省坪塘监狱开展跨省监狱交叉巡回检察工作，共发现各类问题151个，职务犯罪线索38条，提出口头纠正违法意见建议29件（次）。
11月
“当前监狱巡回检察的问题与对策”高级研修班在国家检察官学院重庆分院举办，这是检察院、监狱和法院系统第一次三方同堂培训。
11月4日
最高检第五检察厅组织对江西省赣州监狱罪犯余珍伟减刑（假释）监督案件进行公开听证，邀请全国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这是全国检察机关第一场“减假暂”案件听证。
12月1日
最高检召开党组扩大会，最高检检察长张军要求，持续推动跨区域交叉巡回检察，促进解决“纸面服刑”等刑罚执行活动中的顽瘴痼疾。
扫黑除恶中的巡回检察
通过巡回检察，全国检察机关积极参加扫黑除恶“破网打伞”活动，2020年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保护伞”案件310人，同比上升25.5%。2020年5月至11月，对2018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已经判决生效进入执行阶段的涉黑涉恶及“保护伞”案件的财产刑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共发现财产刑执行各环节履职不当情形2278件，提出书面纠正意见1523件，已纠正1449件，纠正率为95.14%，监督推动执行金额3.8亿元。
监督深细实成效更明显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五矿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公司社会事务部咨询顾问 徐远冰
巡回检察改革推行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因地制宜、合理编组、科学分配，坚持以求极致的标准深入推进监狱巡回检察工作，通过机动组成巡回检察组，灵活采用常规检察、专门检察、机动检察和交叉检察等方式开展法律监督，监督重点更加明确，监督敏感性明显提升，发现问题更加深、细、实，监督成效更加明显。
希望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强监狱巡回检察机制制度建设，推动监狱巡回检察工作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找准巡回检察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和着力点，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力量；注重查找和解决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大对巡察发现问题的跟踪整改力度，建立责任清单制度，定期评估整改情况，做好巡回检察后半篇文章，实现法律监督和刑罚执行及监管执法工作的双赢多赢共赢。
8次特别行动纠正问题36项
“如何规范执行对罪犯的严管和惩戒措施？”“对特定岗位罪犯怎样加强严格管理？”前不久，上海市某监狱内，由上海市检察院分管副检察长担任组长的7人巡回检察组通过与狱警、罪犯谈话，查阅案卷材料及相关工作台账，实地查看生活、劳动场所等方式开展交叉巡回检察“回头看”。
此次“回头看”，主要针对上海市上一轮交叉巡回检察中发现的问题，以监狱办理“减假暂”案件、落实防疫要求、清查服刑罪犯身份工作为重点，结合当前监狱执法工作实际进行全面检察。其间，巡察组不仅对监狱执行刑罚的活动依法开展监督，还刀刃向内，聚焦驻监检察室派驻功能是否弱化、基础台账是否规范等情形，对驻监检察人员工作情况加强查纠。
2020年末，该院巡回检察组在某监狱内发现存在管理不严的情况，遂现场向监狱提出监督意见。该监狱立刻落实整改，严格规范了对特岗服刑人员的管理工作。
据了解，为进一步增强监狱巡回检察工作质效，上海市检察机关自2020年7月以来，共对辖区监狱组织开展8次交叉巡回检察及“回头看”工作。通过交叉巡回检察，发现监狱在刑罚执行、执法规范、教育改造、监管安全等方面存在问题36项，涉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控告线索4件。对于发现的具体问题，各巡察组分层分类施策，落实监督措施，通过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等形式予以纠正。上海市检察院在汇总各巡察组检察情况的基础上，向该市监狱管理局制发书面通报，并针对监检法等单位在刑罚变更执行案件中适用法律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会同监狱管理局、法院等单位进行沟通协调，细化司法标准，形成工作合力。
此外，各派出检察院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沪东地区检察院以问题为导向，结合阶段性工作重点，紧扣监狱执法关键细节，设计巡回检察调查问卷，发现罪犯普遍关心个人财产刑履行与减刑假释的关系，遂向罪犯开展释法说理，促进提高财产性判项履行率。沪西地区检察院在对减刑案件开展同步监督时，除对减刑程序及实体条件等证据材料是否齐备进行审查外，还注重运用多种方法调查核实减刑证据是否客观真实，必要时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核查。
“为进一步提升监狱监管改造效果，我们坚持维护监管场所安全和维护罪犯合法权益同步、加强对监狱执法活动监督和加强罪犯教育改造监督同步，为社会输出‘守法公民’。”上海市检察院第五检察部负责人介绍。
2020年9月25日，湖北省人大代表董振兴，人民监督员任飞、张祺、乐腊华等受邀参与对湖北省黄州监狱开展的交叉巡回检察工作。图为在监狱视频监控中心对监管场所进行视频巡查。
（检察日报 李钰之 单鸽 张吟丰 林中明 蒋长顺 章森）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北大毕业、走南闯北，担当过重任、经历过风雨，在一定范围内颇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青年领袖；又是办过报纸、善于演讲，思想新锐、风华正茂的文艺青年，住进了上海宝山路403弄宝山里，他就是中共史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工运领袖邓中夏。
（一）主持上海大学
1923年3月，初到上海的邓中夏，刚刚经历过一场危机。
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将总部迁入北京后，邓中夏任主任。从1920年起开始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开展工人运动的邓中夏，建立了在中共领导下成立的最早的工会组织之一，也是当时在北方最有影响力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做了重要发言，领导过多次罢工，是深受拥护的工运领袖。
受到1922年9月至12月北方铁路工人罢工胜利的影响，1923年1月，全国范围出现了首次工人运动的高潮。1923年春天，又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力支持此次罢工，邓中夏还发动民权运动大同盟等团体进行声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严重打击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吴佩孚以武力镇压罢工。2月7日，吴佩孚指令湖北督军肖耀南派出大批军警包围江岸总工会，开枪扫射工人纠察队，当场打死工人32人，伤200余人。共产党员、罢工领袖林祥谦和律师施洋被杀。同一日，长辛店、保定、郑州和京汉铁路其他车站的罢工工人，也都遭到镇压，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二七”惨案，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亦遭北洋军阀的封闭查抄，并四处通缉邓中夏等人。
据邓中夏在北大中国文学系读书时的同学许宝驹同志回忆，当时他知道邓中夏被反动政府通缉，很快便在北大校内找到了他，邀他到自己在礼士胡同亲戚家的住处同居。因房间狭小，二人共卧一塌。虽说外面风声紧，邓中夏依旧每日“冒险出门，安排些秘密工作”。
直到安排妥当各项工作，邓中夏遵照党的指示于2月底秘密离开北京去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亦迁往上海。分别时，许宝驹非常不舍和担忧。邓中夏安慰他说：“你放心好了，我一定能够平安到达上海。即使遭遇不幸，那也是极平常的事。古今中外，没有不流血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最终一定能够成功，能为主义牺牲，也就等于不死。”
着一件灰色长袍，拿一个包裹，邓中夏化装成了商人模样来到了上海，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大学担任校务长，负责主持行政工作。1922年10月才成立的上海大学，前身为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院，创办者非真心办学，为了赚取学费，打着“新文化”的幌子骗有志青年入学。却因设备简陋、师资匮乏、教学内容陈腐、管理不善而引发学潮，学生们驱逐了原来的校长，请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担任校长，更名为上海大学。从未办过学、校长一职仅为挂名的于右任委托老朋友李大钊推荐办学人才，当时中共为了培养青年干部需要争取新生力量，邓中夏因此而受命。同时参与校政工作的还有施存统、恽代英、杨贤江、侯绍裘、沈雁冰、陈望道等人。
上任之后，邓中夏根据党的意图，创办了社会学系，聘请瞿秋白任系主任，聘请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来担任教授。同时他又将原来的“文学科”扩为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两个系，聘请当时最知名的学者任教。同时他又将没有真才实学的教师解聘，令师资队伍发生根本的变化。在教学内容上，他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开设大量新课程，如“社会学原理”“中外社会变迁史”“社会心理学”“中外近百年史”“经济学及经济学史”“统计学”“宪法”……这些课程的教材，除了发给学生，还被印成书，由“上海书店”对社会公开发售。
李大钊、杨杏佛、戴季陶、孙科等著名人士还常被邀请来上海大学做讲座。为了推动学生独立思考，在邓中夏的倡导下，上海大学组织了许多学术性的团体，如“社会问题研究会”“文艺研究会”“春风文学会”等。上海大学很快便在全国获得了声誉，吸引了各地有志青年报考，甚至有不少华侨青年也前来就 读。
迅速发展使得原先的校舍不够使用，1924年2月学校从青云里迁至公共租界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130号。迁入新校舍后，学校在学科建设上又做了很大的调整、发展和完善，使上海大学真正成为了科系齐全、全国闻名的大学。
最可贵的是，在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大学非常重视用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为革命培养了大量人才。1924年，全校学生中，共产党和青年团员占一半以上。上海大学的学生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国民革命和反帝运动，很多人担任了上海各进步团体的领导职务，站在斗争最前线。当时的上海大学被称为“东方红色大学”，与北京大学并称为“共产党活动的南北两个中心”。
在上海大学任职期间，邓中夏每月薪水八十元，在当时是不小的数目，但他的生活极为俭朴。据邓中夏当年的同事许德良回忆说：“他不愿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宁愿省下来帮助有困难的同志和穷苦的学生。刘剑华（即后来成为上海工运领袖的刘华烈士），那时在上大中学部念书，半工半读，收入微薄，在生活上必不可少的费用就是由中夏同志供给的。另有一个同学因罢工失业，他也是经常得到邓中夏同志的帮助。”
（二）恢复工人运动
回到上海之后，面对上海当时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邓中夏心中焦急。他深知，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只有把上海的工人群众重新发动组织起来，才能逐步恢复和推动全国的工人运动。
1923年7月，邓中夏被选为中共上海区委委员长，当选后他立即在区委下建立了一个“劳动委员会”，主要任务是首先恢复上海市各主要产业部门的工人运动。10月，一份用最浅显的语言向工人群众进行革命宣传的《青年工人》月刊在上海出版。邓中夏亲自为创刊号写了两篇文章，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魔鬼”，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打倒这两个魔鬼。
利用上海大学的有利条件，邓中夏积极创办主要招收工人的“平民学校”。在上海大学和学联的积极推动下，其他大学的进步学生也纷纷参与办学，杨树浦、小沙渡等多地的平民学校开始招生，教员全部由热心的学生担任，学费不收分文，课本和文具都由学校供给。
1924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中央工农部内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由邓中夏任书记。此后，邓中夏便将主要精力用于领导工会运动。当年6月，上海13家纱厂的14000多名女工爆发了大罢工，不久，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进行罢工，接着其他一些工厂也爆发了罢工。9月1日，在工会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沪西工友俱乐部”在小沙渡正式成立，年底，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的领导下，小沙渡、杨树浦许多工厂建立了秘密的工会组织，为上海展开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准备了条件。
1925年2月1日，日商内外棉八厂因无理解雇大批工人而引发全厂罢工。厂方采取高压政策，不发工资，拘捕工人代表。沪西工友俱乐部发动各工厂一致罢工，至2月底，全市有22家日本纱厂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4万多人。党中央成立了专门指挥此次大规模罢工的委员会，指定邓中夏、李立三为总负责人，并命上海100多名党员投入罢工斗争。罢工过程中，斗争极其尖锐。起先日资企业在政府支持下态度强硬，不愿作任何让步。甚至利用海军舰队登陆，对我国北洋政府和人民进行威逼，还拉拢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在报纸上造谣以迷惑公众视听。罢工委员会和总指挥处每天写新传单揭露帝国主义阴谋，鼓动战斗士气，发动上海各阶层人民在道义上和经济上的同情与支持，同时抓住资本家最惧怕机器损毁这个弱点，派工人冲进厂房捣毁了部分机器示威，扬言要普遍“打厂”。受到惊吓的日资本家只好与工会进行谈判，接受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坚持了38天之久的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此次二月大罢工是我国工人运动史上直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斗争，扩大了上海工人阶级有组织的联合，增强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和勇气，拉开了五卅运动的序幕。
然而作为此次罢工的主要领导者，邓中夏曾经被逮捕关进监狱。原因是部分工人初次尝到“打厂”的成功后，就要求天天“打厂”。邓中夏劝说他们，初次成功是攻其不备，也是为了威吓警告对方，但这方法不能多用，否则会有损失。但有些工人不听，有一天主动组合起来冲去“打厂”，邓中夏听闻忙赶去劝阻。工人队伍遭警察武力阻拦发生冲突，15人被捕，邓中夏也遭牵连。所幸他的身份没有暴露，经过和工会组织的营救不久便被释放。获释后，他继续领导此次罢工斗争，直至最终取得胜利。
（三）领导省港大罢工
出生于甲午战争爆发之年1894年的邓中夏，小小年纪便饱尝国家忧患、民族危急之苦。他1915年考取了湖南高等师范学堂，在长沙结识了毛泽东，共同的志向和理想使他们结为好友。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他在老师李大钊的引导下了解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成长为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走上了拯救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邓中夏是“共产党小组”成员之一。他具有良好理论基础，曾多次参与、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两次参与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出席、作重要发言；多年在工运、反帝斗争一线的实践经验，又使他具备了卓越的组织才 能。
1925年5月14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结束不久。海日资纱厂的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方无故开除工人再度罢工，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了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10余名工人，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强烈愤怒。
5月30日，群众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帝国主义巡捕开排枪射杀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前示威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轻伤无数。
五卅惨案的消息震惊中外。5月31日，邓中夏、李启汉、陈延年、周恩来、杨匏安等人出席中共广东区委召开的党员紧急大会，会上提议组织一个临时委员会，联络广州工农尚学兵等六大团体，举行示威大游行，声援上海五卅运动。
6月2日，为声援上海人民，全国总工会等六团体在广州发起举行群众大会及示威大游行，参加的群众有1万多人。为了进一步援助上海工人，给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全国总工会派邓中夏、苏兆征等人赴港发动工人罢工，李启汉留在广州主持全国总工会日常工作，并负责策划发动沙面租界工人参加罢工，逐步拉开了省港大罢工的序幕。
当时香港的情况极为复杂，一百多个工会组织里，除少数由共产党员领导外，多数是黄色工会和行会工会，香港地下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力量也很弱。邓中夏到达香港后，一边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总工会发表的《为五卅惨案告同胞书》和《为五卅帝国主义大屠杀告工友书》印成传单到各工厂散发，一边奔走于各报馆、学校和社会团体，出席各种会议发表演说，为大罢工制造舆论，号召香港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各阶层人民投入反帝运动，支持工人罢工。同时，他和苏兆征等同志走访香港各工会领导人，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根据实际情况解除他们的各种顾虑。
6月26日，全国总工会在广东省教育会召开省港罢工工人第一次代表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会作为最高议事机关，成立罢工委员会作为大会执行机关。为了加强党对罢工斗争的领导，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在罢工委员会中成立中国共产党党团委员会作为罢工斗争的领导核心。罢工委员会成立后，共产党员在委员中虽然占少数，但还是起了实际领导作用。从省港大罢工一开始，邓中夏就很重视罢工工人的组织形式问题，他指出，省港大罢工不是一般的经济斗争，而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求得民族解放”的政治斗争，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在这场“空前未有的大罢工”中，工人阶级只有建立起“伟大缜密的组织”，才能“历久而不敝”。当时的香港地下党支部书记黄平曾回忆说：“省港罢工工人的组织，都是出于中夏烈士的考虑，这种组织不是一下子根据主观愿望想出来的，而是根据客观的要求逐渐形成和改善的。中夏为创造和逐步完善这种组织制度费尽了心血。”
在社会各界人士、广大民众、包括黄埔军校革命军人等力量的支援下，历时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也是世界工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中共五大的文件指出：从五卅起，无产阶级开始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权而斗争。这个斗争建立起了广州革命的国民政府，获得暂时的成功。
（四）磨砺与坚守
从1926年4月去广州负责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起至1927年8月期 间，离开上海的邓中夏曾先后在广州和香港领导省港大罢工；在广州出席并参加、领导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前往武汉以“全总”领导人的身份参加筹备和出席太平洋劳动会议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奉党中央命令与李立三一起到达九江，参与了南昌起义的计划和准备……
1927年8月中旬，邓中夏秘密回到上海，任中共江苏地下省委（又称上海省委）书记。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和江苏各地有大批党员被捕杀，党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几乎处于瓦解和瘫痪的状态。临危受命的邓中夏，不顾个人安危大力开展组织重建的工作，在当年末就使全省大部分县都重新建立了党的县委或者独立支部。当时上海的工会也被国民党的一些党棍、特务、流氓和青洪帮头子组织的“白色工会”所控制，邓中夏采取打进敌人内部、秘密开展工作的策略，让很多“外表灰色的党员”打进白色的“工统会”，争取工人群众、维护工人利益，逐步夺取工会组织的领导权。从1927年下旬至1928年整年，上海工人罢工的浪潮此起彼伏。邓中夏还建立了一支城市工人秘密武装——武工队，对打击敌人、保卫党组织和配合工农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
1928年2月，邓中夏被派往香港，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还曾被捕遭。脱险后他短暂地回到上海，很快又奉命去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的四大和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员期间，邓中夏曾和瞿秋白一起，为保护同志的生命和维护党的原则，与共产国际中的宗派分子米夫及其亲信王明一伙的反党宗派活动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在莫斯科的两年里，邓中夏曾多次参加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撰写了包括《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论著，虽然也遭受了不少挫折和委屈，但他对中国革命始终抱着乐观的态度。
从苏联回国后，邓中夏先于1930年8月回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9月初又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会兼前敌委员会书记，在湘鄂西苏区度过了一年多的战斗生活。1931年12月，因遭受王明宗派集团的打击迫害，邓中夏受“严重警告”处分，并“请求中央讨论他的党籍问题”，同时决定派人将他送往党中央听候处理。
1932年初，邓中夏回到上海后，在党的一个基层组织沪东区委宣传部参加活动，写传单、印钢板。并将一份名叫《前锋》的油印小报办得很出色，广受工人们喜爱。
当年夏，设在上海的赤色互济总会、各省市的互济会以及许多工厂、学校中互济会的基层组织相继遭到破坏。赤色互济总会的全称为“中国革命人道互济总会”，是国际革命人道互济会的分支机构，也是中共的一个重要外围组织。任务是发动和组织社会各阶层同情革命的人民和革命者家属，营救被敌人逮捕、关押的革命同志，通过各种方法往狱中送食物、用品和钱，请律师辩护，争取将被捕者无罪释放或者减轻刑罚。党中央把恢复互济总会的任务交给了邓中夏。对于曾经主持过上海大学的工作又领导工人运动多年的邓中夏来说，这是一项需要经常出头露面、艰巨而又危险的任务。但他愉快积极地接受，迅速地建立起了领导核心，几个月便使上海及各地的互济会组织恢复，而会员人数超过了以往，营救工作得到广泛有力的开展。
（五）“一生未做过需要后悔的事”
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离开自己当时的住处——上海法租界麦琪路（今乌鲁木齐中路）光华理发店三楼前楼，到法租界环龙路底骏德里37号三楼亭子间，找户籍总会援救部长林素琴研究和布置工作。因叛徒出卖，两人到达不久便被巡捕房逮捕。
起初邓中夏的身份并未暴露，他受了严刑拷打却一口咬定自己名叫“施义”，在湖南做教员，来上海为了访友，只因走错房间被错捕。私下他派人给热心为受苦受难的人伸张正义、积极营救社会进步人士的律师史良女士送信，请她设法营救。史良了解到邓中夏已被解送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受审，她立刻赶去找到法租界巡捕房律师顾守熙，说明施义是冤枉的。她还叮嘱施义，在法庭传讯时什么都不要承认。据史良回忆，施义的案子还引起了她敬慕的宋庆龄女士的关注，考虑到自己经验不足，她又请自己的老师，上海著名的律师董康先生一同承办此案。党组织为营救邓中夏，做了不少工作，花费了大量金钱。当时党的经费十分紧张，宋庆龄与何香凝都曾亲自帮助募捐。在多方的大力营救下，加上敌人没有掌握“施义”的罪证，法院已在考虑释放邓中夏外出治病。然而就在此时，被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审理的林素琴，被交给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党部调查科”，经不起威逼利诱的她很快叛变，出卖了邓中夏。
从法租界被引渡、移交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拘留所的邓中夏，见自己身份已完全暴露，失去被营救的希望，索性公开身份，利用一切机会进行革命宣传。之后他又被送到国民党首都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在这里大家都尊称他为“老大哥”，有事都找他商量，还把狱中最好的铺位让给他睡，把最好的食物留给他吃。他又将这些表达敬重的食物和零用钱用于帮助最急需的人。蒋介石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就与邓中夏有过多次接触，深知他是一个坚决的共产党人，因此发密电命将邓中夏枪决。但这命令并未被立即执行，调查科还想利用各种办法促使邓中夏叛变，以便获得重要机密消灭和瓦解共产党。优待软化、往日同事劝说、高官厚禄引诱、酷刑折磨等手段和各种阴谋诡计用尽，都没能使邓中夏的立场有半分动摇。
临就义前两天，邓中夏给党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1932年9月21日的黎明，邓中夏被宪兵队带到了雨花台刑场。
临刑前，执法官问他：“这是你最后的悔过机会了，你还有话要说吗？”
邓中夏平静而又坚决地说：“我一生未做过需要后悔的事，也没有什么话要对你们说。”
那年，邓中夏39岁，距离他与战友李启汉的妹妹李惠馨（即夏明）在广州结婚6年。他们婚后有4次生育，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生下一个男孩，3天后因躲避敌人孩子夭折；第二次孩子生下后因工作安排无法照料，寄养在洪湖地区一户农家，因战乱丢失；第三个孩子在苏联患肺炎夭折；第四个孩子是李惠馨在日本纱厂工作期间早产生下的，也因工作无法照料送人。
新中国成立后，李惠馨曾多方打听送人的两个孩子，因线索太少而无法找到。
“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日军的炮火，使得当年的宝山路房屋尽毁，只余断壁残垣、满目疮痍。80多年之后，今日的宝山路，既不见绿树掩映的老洋房，也没有保存至今的名人故居，风貌平常，毫无特异之处，倒是时时处处透着俗世的烟火气。想要在这里寻找先烈的印记，只能隔着苍茫岁月用心体会一二。
一时的繁华绚烂自然抵不过世事无常、时间变换，然而有些往事，并不应任其远去、涅灭。那烟尘难掩的赤诚与光华，是我们理应秉承和珍惜的永恒的精神财富。
作者：王萌萌
编辑：卫中
*本文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
我们离恶的距离，差一个“受害者有罪论”。想想上次被人欺凌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非常果断英明吗？宁死不屈吗？
当上海财大女生小文改完举报信的最后一个字，她完全不能预料这封长信会掀起怎样的狂潮。
前后写了10版的万字长信，详细讲述了在2个多月里，“她被当时的任课副教授钱逢胜主动加微信、网络骚扰，最后以‘车上继续说（讲题）’为由，被锁在车内猥亵的经过。”
接下来的三天，应该是小文有生以来最长的75小时。当她突然看到上海财大开除钱逢胜的公告时，这个哭了三天的女生，”就像一朵花突然瞬间盛开了”，临时中断了采访，自己独自开心了5分钟。
这是《南风窗》报道里让人又悲又喜的一幕。
我们先梳理一下报道。
第一，受害女生要求刑事立案。
“小文去了沪东高校派出所两次，在问询室超过17个小时独自面对警官。一次是配合调查，从12月7日晚上6点到12点半；一次是去报案，从12月8日晚上8点笔录到次日早晨7点。她反复向警方回忆、确认当晚发生的事实、细节，做下最终的笔录。”
第二，不止一个受害者。
“当晚，小文的微博一夜涌入近万粉丝，数千条私信，其中有一百多位女性受害者向小文揭露钱逢胜其他的‘性丑闻’，最早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最严重的则是在近年，一位女学生为钱逢胜流产。”
第三，小文有勇有谋。“钱逢胜看错了我，他以为我懦弱。”
这句话充满隐忍而坚定的力量。
尽管过程让人崩溃，女生拿到了至关重要的证据。
太不容易。
制度和舆论对受害者举证的严格要求，生生把一个年轻女孩逼成了忍辱负重的卧底。
在著名高校性侵案律师万淼焱的指导下，小文拿到了性侵进行中的录音，以及钱逢胜事后承认侵犯的微信对话截图。
巨大的压力和恐惧，让她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症（PTSD)。
多少性侵案，即使举报了也如石沉大海，而小文通过一板一眼的证据，一下子钉死了力量强大得多的狼师。
但是不出所料，就算是面对这样丰富的证据和符合常识的逻辑，还是有人带着键盘而来，恶意揣摩小文：“这个女生自己有问题。”
“教授头上挂了那么多头衔，可见其并非泛泛之辈，不是你我常人可比的。他被下套了。”
“那个录音里，女孩儿的声音为什么那么温柔？为什么不义正词严地抗拒他？两个人半斤八两！”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要按捺着火去收集一些本来刻意回避的言论，容易吗我？
可惜这样的声音还不少，我还得写。
“苍蝇不盯无缝的蛋”，”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些话我们从小听到大。
遇事先检讨自己，时时约束自己，在“克己”这个层面看，尚有可取之处，可是用来“克”受害者，这是什么心理？
这是自私，是自大，是不善良，是没有同理心，或者，是心里有鬼。
一句随口说出的仿佛理性公正、实则毫无证据的质疑，给受害者带来的伤害，并不亚于单只禽兽。
鲁迅先生写过《论“人言可畏”》，”受害者有罪论”就是如此具有破坏性。
如果不是因为害怕被人非议，早就有受害者站出来了！
“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不现实的勇气留给了武侠小说里的大侠，而现实中的性侵受害者，和我们一样，是肉眼凡胎。区别只是，她们更倒霉。
狼师染指的人，是小文那样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孩，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身处本应纯净的校园里。她们非常珍视自己的名声，是常理，是常情，所以她们忍，直到有一个像小文那样的姑娘，不想再忍。
支援小文的万淼焱律师说，“中国女大学生被性侵的案子太多了，但总是有勇敢、坚强的女生站出来。这一次，是小文出来了。”
面对这些受害女孩，作为毫发无损的看客，你不说话可以，非要诋毁她们，就是非蠢即坏了。
直接或间接地说举报女生有错的人，假设你不是钱逢胜同伙，不是他的同类，那么，你可能忘了一个事实：你有孩子，有姐妹，有妻子，有家人；你可能忘了，每个人都有处于弱势的时候，都可能曾经被强大的力量伤害。
遇上事、不用这么大的事，大概率你会比自己想象中怂得多，笨得多。
不信，想想上次被人欺凌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非常果断英明吗？宁死不屈吗？
比如，走在路上被人踩了脚，你正要发作，回头一看，是一个五大三粗面目凶悍的大块头，你是不是生生把那句“没长眼睛”咽了回去，无语地看着对方施施然远去？
比如，无良老板给你穿小鞋，你是当场拍桌不干，还是怂得只敢在背后骂一句“MMP”，第2天乖乖回去准点打卡，还顺便给老板擦了下鞋？
比如，家里收入全靠你，你好想把这一单拿下。面对跟你调笑两句的甲方，你是拂袖而去，还是忍气吞声地敷衍着，该干嘛干嘛去？
比如，你的孩子在学校被霸凌，你第5次去找老师解决问题。不管心里面有多少匹“草泥马”奔过，你还不是得堆上了一个最谦卑的笑容？
种种情境，难道你认为错的是你？难道你喜欢听“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而你居然还会责怪受辱的女生，在被叫兽锁在车里时没有以命相搏，在微信聊天时没有严辞训斥。
她如果那样做了，她就拿不到证据，她就不会有今天伸张正义的机会。
她会被打压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不见天日，及不了格，毕不了业。
我们看到过太多的案例。老师的权力，比职场老板厉害得多了。得罪一个老板，你失去一份工作；得罪掌握你学业成绩的导师，你很可能失去前途，十年寒窗之劳，付之东流。
没有实锤，没有人会相信小文，更不会同情她，而叫兽可以继续作恶。
聪明的小文对现实不抱幻想，她知道举报的后果很可能是被泼脏水，哭诉无门，所以她才去找了律师求助。
被欺辱，她要反抗，她要作恶者付出代价，设法取证。这是一个女孩在维护做人的基本尊严，到了一些看客眼里，就成了“下套”？
我看，这些看客才是进了自己给自己下的套，那就是，“弱者反抗就是不善良”。
所以受害者需要毫无瑕疵，才值得帮。而施害者，总是情有可原。这是有“被虐综合症”还是咋的？有那么多力气，干啥不去骂骂真正的恶人？
更奇怪的说法是，“如果她拼死反抗，坏人怎么会得逞？”
“为啥不反抗呢？我觉得如果强烈反抗，就算没有工具不还是有牙齿吗？坏人也不会得逞的。”
都快2020年了，有些人还觉得女性“生死事小，失节事大”。
我心累了。这么说吧，遇上这样的事情，希望这么爱苛求别人的你，拼死反抗，做个节妇，光荣牺牲，咱们不会忘了为你立个牌坊。
而我们勇敢的小文，和那些支援帮助她的姐妹们，是会好好地活下去，看着坏人被惩罚，看着世界一点一点好起来。
（参考资料：《上财猥亵事件75小时》，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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