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16 19:49:04来源：法律常识
在王军这个其貌不扬的面前，的别警们都要尊称一声“”。
王军1962年7月30日参加公安：1995年4月出任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刊侦处）处长，到1997年他仍是二处处长，但己提为局级干部；2000年9月北京市公安系统实行体制改革，二处改组为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王军出任刑侦总队队长。
王军从一线勘查办案的侦查员到运筹帷幄的指挥员，直接参与、指挥侦破的刑事案件超过一万件。作为北京刑警的总指挥，他做到了任期内大案、要案基本全部破获——这在刑侦界是罕见的战绩。
一、八女被杀案
血袜印
1999年5月29日深夜，北京市石景山某小区的总机房一片寂静，与往常一样，过了12点很少再有电话打进。守夜的女值班员李琳已经睡去。
“叮……”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打破了夜的寂静。李琳急忙起来打开灯，拿起听筒，又看了看时钟——凌晨3点40分。
听筒里传来焦急的声音：“总机，总机！我在2号楼1单元，楼里有个女的在叫！”
对方语气很急迫，也很严肃。李琳不敢耽搁，3点45分，她拨通了110。之后，李琳才惊觉：2号楼l单元？正是她家所在的位置！
时值初夏，天气相当炎热，但李琳还是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她推开房门，才发现夜空中飘起了细雨。
从值班室到2号楼大约有3分钟路程，李琳一路小跑往家赶，远远看见1单元2楼的自己家（门牌号104）的卫生间和隔壁（门牌号103）的大厅都亮着灯！
楼道口照例停着楼里住户家的小面包车，李琳绕过面包车，正要进楼，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路灯下，一个赤足女孩倒在血泊之中，任雨滴拍打，一动不动。她赶紧跑回值班室，呼叫小区保安……
事实上，案情比李琳所见还要严峻得多。
接警后，石景山区派出所和石景山区刑警队先行赶往现场。
当时王军正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二处处长，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在接到现场报告时也不免心惊，因为除了路灯下的受害者，同时遇害的还有另外七个同样年轻的！
王军立即率侦查员、、技术人员等紧急出动，驱车沿西长安街西驰。这样深夜出警是刑警的家常便饭，但今夜格外让人揪心——八个年轻的消逝了！警车内的气氛无比凝重。望着车窗外的夜色，王军一言不发。
案发现场保护得比较好：2号楼前倒卧着一具赤足；死者与通往2号楼东侧1单元门洞口之间的柏油路面上是洇开的血迹；血迹延伸至门洞内，地面有成片血迹，能见隐约的带血足印；再往里走，一层101室的防盗门紧锁，上面有血手印和大量的喷溅血迹；通往二层的楼梯上，又发现了较明显的双向带，血足印：在一层半的平台上，遗落有一双女式拖鞋：血迹一直通向二层的103室，这正是本案的中心现场。
这套两居室住房里，鲜血淋漓。室内七个女子全部，其中两个死在床上，其余五个有的躺倒在地上，有的倒在电话机旁，被利刃捅成蜂窝状。
居委会反映：案发房间是福建某公司在京租住的集体宿舍。住户为该公司驻京销售人员，都是福建人。
市委、市局领导指示：当即成立“5·30”专案组，组长王军！
王军当即调兵遣将：法医和技术人员进行尸体和现场痕迹检验，确定死者死因、凶器种类、凶手人数、凶手特征；分出一拨人马和福建警方联系，清查八个女孩的情况，包括她们在公司的背景，以及她们在北京的人际关系……
分派完任务，王军不声不响地往返楼上楼下七八次，目光聚集在带血的足印上一那不是鞋印，也不是脚板印。他心中已有初步推断。
王军回到103室门口，叫来技术员，沉声问：“说说看，有没有足迹反应？”
技术员回答：“有！穿袜子的足迹。”
王军又问：“鞋呢？”
技术员回答：“尘土显示，现场没有鞋印。”
王军印证了自己的判断。他当即发出了一道对侦破本案至关重要的指令：“从现在起，本单元门只许进不许出，所有这个单元的人都定时、定点、定位！”
面对组员，王军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死磕这一个单元！”说话间，他的眼中射出一道犀利的光。这样的目光一般人不会有。这是一种职业本能的目光，是在与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交手中历练出来的。
组员们都熟悉王军的作风，这么快就听到这一指示，犹如吃了定心丸，更加沉着冷静地加紧了手头的工作。很快，各方面情况相继汇集上来：
屋内外八女均因失血性休克当场死亡，共计120多处刀伤，全部为同一利刃所致；
现场的血袜印初步判断为同一男性所留，此人1. 70米左右，年龄不超过40岁；
遇难的八位姑娘被公司作为优秀员工选派来京，她们背景单纯，不曾与人结怨，全部未婚，只有一位有男友，现场没有痕迹。仇杀、情杀、奸杀都能排除；
死者的拎包、提包有被人翻动的迹象，上面有血手印，但提取不到指纹……
王军一一分析这些情况。他吩咐侦查员买来一头刚刚屠宰的猪，让他们用刀扎，以查看刀口的形成、力度大小和所用，从而确定凶器的种类，判断凶手连续杀人所需的时间及体质特征。看着部下轮番挥刃，王军眯着眼睛默立了片刻，虽然尚未与凶手谋面，但头脑中亦能勾画出大致形象来。
临近区县也反映上来一些情况，比如门头沟那边有个团伙，犯罪手段与此雷同，也总在石景山跨区为害。王军理都没理，只把情况转给门头沟分局。
他十分清楚：一个案子，特别是大案、要案发生后，方方面面上来的情况相当多，指挥员如果没有冷静的判断，就可能把整个专案组弄得筋疲力尽。
天亮时，市委、市公安局领导们来到现场，特别震惊，要求破案的态度也变得十分急切。离开时，一位领导问气定神闲的王军：“什么时候破案？”
王军淡淡地说：“一周吧。”闻听此言的人都明白，一周差不多只是取证、鉴定等技术程序所需的时间。看得出来，王军已有信心。
没有二趾的脚印
王军信心的来源是那些血袜印。
在案情分析会上，王军说：“现场遗留大量血袜印痕，凌晨3点多钟，案犯穿袜子进入现场持刀杀人，不穿鞋，连杀八人，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案犯作案期间没穿鞋，说明他具有反侦查能力，但这仍然很，穿着袜子也会留下印记，而且穿袜子作案，案犯很可能离现场不远，更可能就在这栋2号楼里……”王军示意侦查员加紧对楼内住户的盘查。
5月30日白天，他安排技术人员在小区内临时设置的会议室里腾出一块空地，涂上油墨，铺上白纸，通知1单元的居民配合侦查，来会议室脱鞋穿袜踩脚印，走几步。为了不暴露侦查方向，67位居民无论老少都要踩。
大家十分配合，取证工作顺利进行，结果没有查到和血袜印吻合的脚印！
情况报到王军处，他瞪了侦查员一眼，虎着脸问：“漏人了吧？有人没来！”
继续追查，果然发现了重大遗漏-104室房主赵连荣。巧得很，104室正是案发现场103室的隔壁，赵连荣正是报警的女话务员李琳的。
从派出所调来的户籍资料显示：赵连荣，37岁，某机床厂工人，身高1. 72米。
据李琳讲，案发当晚，赵连荣带去了她家，具体时间不清楚。事先她并不知道赵连荣要带孩子去娘家。她又讲，接到报案时在楼下看见自家卫生间亮着灯，后来时灯已关。种种迹象表明：赵连荣极其可疑，案发前后他都在家！
王军当即安排刑警去赵连荣的单位和老丈人家取他的脚印。侦查员很快在单位截住赵连荣，取了他的脚印，同时对他进行严密监视。
没想到，赵连荣的足印在送检后出现了新的疑点：经过和血袜印进行细致比对，检材的左足与血袜印左足比对时，二者各个对应部位的大小、形态等特征基本重合，可以做同一认定。
但问题在于，右足二趾部位存有明显差异点——油墨袜印的拇趾和中趾相距很近，见不到二趾；现场出现在楼梯上的右脚血袜印却是二趾趾印清晰。
王军也注意到了右足油墨袜印与现场血袜印存有差异。难道凶手左足和赵连荣一致，右足却不同？或者本案有两名凶手，赵连荣单用左足活动，另一人单用右足活动？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尽管左足可做出同一认定，但对于右足的差异点不能置之不理。王军明白，他必须地解释差异点。
油墨袜印属加层足迹，要考虑到有可能正好二趾那个部位没沾上油墨，所以印痕出不来。楼梯上足迹与样本的差异点，很可能同行为人当时所处的状态有关。血袜印是在追杀中留下的，样本则是在站立状态下提取的，一动一静导致了趾头部位印痕的差异，此外，现场提取的足印技术处理不到位，也有可能造成差异。
王军指示技术人员再对现场足印进行检验，同时连夜传讯赵连荣。
赵连荣被民警带到了八角派出所。进了门，他的脸色就不对了，走路也不了。
一切都按照现场的情况实验。首先叫赵连荣换上为他准备好的细线袜子，这时，在场警察的目光一齐落在了赵连荣的右脚上。果然，他的右脚很特别，二趾比一般人长，是翘起来的，常态下就压在一趾和三趾的上面，显然是这只脚在发育过程中形成的固有特征。警察们相视一笑，心照不宣。
赵连荣穿好袜子，涂上油墨，先是站立在纸上踩，足印确实没有二趾。在铺好的纸上走一遍，二趾出来一点儿。加快速度再走，二趾出来得多了一些。到楼梯上再走走，踩出的样本个个二趾清晰！
之前，技术人员已到现场，按照行走人的步法特征，找出了潜在的血袜印位置，然后用四甲基联苯胺化学药液小心地涂在上面，地面上沾有血迹的部位与药液接触后呈蓝色反应，一个个清晰度大大强化了的血袜印便显现了，果然发现了二趾不清晰的右足血袜印。
如此提取到的血袜印痕迹和赵连荣的足印再次送检，结果完全吻合。
恶有恶报
王军十分清楚，光凭这个血袜印的同一认定，就能将赵连荣送上法庭。但专案组掌握的证据不止足迹一种。在现场提取的血样中发现了死者之外的第九种血迹，可以推论：这个血迹是凶手的，此人受了伤。
作案人受伤，可能是因为在施暴中遇到反抗，也可能是因为动作猛烈自己碰伤或摔伤，大致位置应在手、臂等部位。在传赵连荣取脚印时，王军没有忘记查实赵连荣身体的伤痕。但据观察，赵连荣体表外露部分未见伤痕。王军让他脱去衣裤查实。
此刻的赵连荣已如同鱼在网中，听到脱去衣裤的命令，他沉默良久，而后要求抽一根烟。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褪去长衣长裤，一片伤痕赫然显现在腿部。技术人员当即提取了赵连荣的血样送检。
6月5日，正是王军预计破案的那一天，在与组员返城途中，他提醒大家：“别关，案子今晚告破！”
当晚，刑事科技处给出赵连荣血液DNA的检测结果。果不其然，赵连荣的血液DNA被证实与现场第九种血迹相符。在此之前，警方已从赵家下水道找到被剪碎的血手套，在垃圾堆发现作案凶器——折刀。
赵连荣被公安机关正式拘捕。
6月6日，天空又飘落细雨，像是为死难的姑娘们哀悼。王军参加了对赵连荣的预审。他阴沉着脸，细细地听着赵连荣的供词。赵连荣交代了这起血案的经过：
5月29日晚，趁到小区的总机房上夜班时，他开始实施早就有的计划——去隔壁那些卖金银首饰的姑娘宿舍里偷笔钱回来。她们既然是珠宝公司的，肯定有钱。
大约凌晨3点，夜深人静，他套上短袖，穿上牛仔短裤，戴好白手套，取出预先准备的折刀，为确保走路无声，只穿一双线袜。他先将自家的房门虚掩，留下逃匿的后路，然后从自家卫生间窗户钻出——那儿与103室的阳台间隔不足一米，只消一迈腿即到。隔壁的阳台虽然密封，但据他观察，阳台窗户和大门每晚都敞开着，他很顺利地进入室内。
进屋后，首先是睡在东墙下的姑娘发现了他，她使劲蹬腿喊叫。同屋姑娘醒了，有人拉开了灯。赵连荣没想到屋里有这么多人，他知道坏事了，她们都认得他！这个念头让他顿起杀机，挥刀扑向她们。响声惊动了外屋的一个姑娘，跑进来查看，他又猛地冲过去，将她刺伤。
当他回身扑向西北墙根下的另一张双人床时，那个受伤的姑娘趁机跑出宿舍，并下楼敲一层住户的大门。他提着刀追杀出来，姑娘再跑，刚跑出楼梯口，就被他扑倒……
杀死了这个姑娘，他返回103室，头脑里已经全是“斩尽杀绝”的念头。见一个受伤的姑娘正在趴着打电话，赵连荣便冲过去一把将她从电话机旁拉开，继续砍杀……随后，他又用力撞开北屋紧闭的房门，将独住的女巡视员砍杀。
行凶后，他翻看她们的提包、拎包，没有发现珠宝首饰，钱包里也只有几十块钱。他不敢久留，立刻逃回家中，在卫生间把作案的衣裤全部洗，又把手套剪碎扔进马桶冲走，然后打开热水器洗澡，才发现大腿因为扑杀楼下的姑娘时倒地摔伤了，正在流血。
要了八条人命，却没有弄到几个钱，赵连荣上床躺下，看到身边熟睡的儿子，感到后怕，呆了十几分钟，听到外面尚无动静，便抱上孩子，三十六计走为上……
赵连荣说，他杀了人，第一个拨通“110”报案的竟是他的妻子；他想方设法隐匿罪行，妻子却提供了一系列的证据，这只能用“恶有恶报”来解释了。
此后，王军向赵连荣提问，问的全是不为人注意的细枝末节。大家认真听着，知道这是在印证对现场的先期判断。
1999年7月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赵连荣特大杀人案，判处赵连荣死刑，他没有提出上诉。7月21日，赵连荣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但这无法挽回八名受害女孩宝贵的生命。回想此案，王军常常扼腕叹息。从现场看，女孩们长期不关阳台上的门窗，是为了享受凉爽的过堂风——不少都会在这样做，但这竟给蓄谋已久的提供了可乘之机。
破获“5·30”特大杀人案，历时仅仅一周，有媒体说DNA检验是本案侦破的关键；还有人说，案情本身就比较简单；更有人说，破案靠的是运气。
DNA检验确实为侦查增添了力量，但只有准确圈定了嫌疑人，检验才有可能发挥作用。面对一个杂乱无章的现场、毫不熟悉的被害人和一堆可以理出无数可能的头绪时，如何才能找到一条清晰和准确的线索，循着它找到通往答案的路径，这考验着每一个办案人员的头脑。在本案中，找准“血袜印”这条线索，就是所谓的“运气”。但对于王军而言，这“运气”的得来，实在不足为奇。
二、房山灭门案
可疑的老俩口
2003年4月中旬，突然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把一种新型传染病毒命名为SARS（即非典型性肺炎），同时宣布中国为“SARS疫区”。很快，北京大多数企事业单位、机关都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从城里到郊区的大街小巷、公共场所都人迹寥寥。而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王军和所有的刑警们，在这一特殊的时刻仍然坚守在岗位上。
5月10日，房山区长沟镇南正村发生了一起特大杀人案，一户姓付的村民，一家四口被人杀死在家中。
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在5月11日接到报警，马上把情况报到市局，这一恶性案件立刻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当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和房山分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王军明确指示：“这是今年最大的一起案子，一下子杀了四个人，不能等，马上开始调查。”
受害者是夫妇二人和两个孩子，都是被乱刀砍死的。经过现场勘察血迹和地上遗留的脚印，凶手应该只有一人。
在群众走访中，有个说，付家出事的那天，听到他家屋里有动静，但不是很大。当时他听到有人“哎哟哎哟”叫着，又喊着“香儿！香儿！”邻居到窗户跟前去看，把窗户纸抠了一个小口子，影影绰绰地看到有个穿灰条上衣的男人正弯着腰。邻居推了推门，可屋里插着门闩，又没听见喊救命，就以为是老付家里人又在打架。
侦查员在分别走访了多家群众后，了解到老付家只是很普通的农户，打架吵架的事倒是常见，但是从没听说他跟谁有大的债务纠纷，或者跟谁是血仇冤家。
那么凶手杀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案发后的三天里，数十名侦查员不断扩大搜索范围，对现场的院里院外都仔细认真地勘察过了，却没有找到有效的突破口。
5月14日，王军带着刑侦总队的刑警亲自赶往房山区，到现场勘验。警车出了城区的三环四环路，穿过大兴区，向房山区疾驰而去。由于是非典时期，虽然道路平坦宽阔，路上的车辆却越来越少，走得非常顺畅。
王军的一点儿也不轻松。这起“5·11杀人案”因为发生在非典时期，又是2003年5月发生的最大一起杀人案，自然被列为重大恶性案件。
几天来，下面的同志很辛苦，工作进展却不太顺利，这与被害人家过于普通平常，而且关系也不复杂有关。线索太少反而使案件不太容易找到侦查方向，是影响侦破进度的主要原因。
王军凭经验判断，凶手只要作案，就一定会留下线索。复杂的案情复杂处理，简单的案情就简单推断，只要仔细查找冷静分析，他有把握尽快打破目前的僵局。
刑警们穿过村中狭窄的街道，走进付家小院。屋里的案发现场已经清理过了，王军看了一下，就走到屋外。
他正考虑，刚才一路走过来，虽然没有停步观察，还是能感觉到村里人分外警觉的目光。当然这可能是因为刚刚发生了大案血案的缘故。那么要是在平时，有没有可能村里来了外人，本村人会毫无察觉呢？特别是在现在全市都处于“非典”的防护隔离时期，如果有外人进村，怎样才能保证出来进去都没有人看到？还有，凶手是杀了四个人再潜逃，凶器怎么处理？身上的血迹怎样掩盖？根据这样的推理，外来人作案显然风险比较高，那么本村人作案的可能性是不是更大一些呢？
有了初步的判断，王军更加仔细地查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相邻院子的那户人家，案发时曾经听到付家的屋里有打斗的声音，他以为是付家的人因为家事打架，所以不便过来探究。那么，别的邻居呢？王军目光扫向付家对面的那户人家，两家的院门只相隔一条小路，几步就可以出这门进那门。
王军伸手一指：“到那家去看看。那家的人干这个案子最合适。”说完带着两个人过去了。
跟过来的一个侦查员介绍，这家姓张，前几天已经走访调查过。
听村里人讲，户主张海波因为外地的岳母得重病，几天前就带着去涿州岳母家了，现在是住在附近的父母临时过来给他家看着院子。可是老头老太太什么事也说不清楚，显得糊里糊涂的。
王军没说话，走进院门，细细地观察着屋里屋外的情况。老头老太太在一边迟钝而含糊地回答侦查员的问话，然后就匆匆地躲到远处，目光中分明有些异样。王军察觉到他们这种目光不是农村人怕见陌生人的胆怯，而是带着一种紧张、慌乱。
王军盯着他们问：“你儿子出门了，没跟你说去哪儿？去几天？”
老头连声回答：“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原先在老二那边住，他这儿说有事，走两天，叫我们过来帮他看两天门……”
王军沉吟着走出院子，马上布置任务：“这家有问题。儿子走了好几天了，别人说是去岳母家了，老头老太太倒不知道去哪儿了，正常吗？再叫几个人过来，好好找一找。”
几棵树引发冲突
侦查员们分头行动。
果然，在一次细细的查找中，有了新的发现。当王军翻开屋里一个洗衣机涤时，马上警觉地说：“这里面还泡着衣服！”经过仔细观察，在场的刑警一下子还判断不出里面有没有血迹，但是衣物泡了很久，已经有些异味了。
王军立刻叫来法医，法医从水里捞出一件湿淋淋的上衣。王军说道：“拿外头看，光线好，马上测一下，看看那些黑点有没有问题。”
此时，不管衣服上的黑点是不是血迹，能否确定张海波是不是真的杀了人，都是次要的了，因为王军已经从老头的神色上断定，张家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否则，张海波不会带着孩子离去得那么仓促。
于是，诸多疑问汇集起来：村里人提供的张海波去涿州岳母家探病的情况是否已经核实？最近村里还有谁突然离开？张家和付家关系如何？有没有什么矛盾和过节？王军都需要及时掌握。
侦查员汇报，涿州方面已经做过调查，张海波没有在岳母家露面，他的岳母也没有生病。张海波的嫌疑马上加大。针对这种情况，王军决定，立即把张海波的张云志带回专案组审查。
一直表现得糊里糊涂、一问三不知的张云志，在被侦查员带走的路上，心理防线就崩溃了。他本来是个还算老实的庄稼人，遇事也不会装，硬装也装不像，这几天一看到警车进村，他就害怕紧张，浑身冒冷汗。他知道瞒是肯定瞒不住了，终于交代，就是自己的儿子张海波杀死了老付一家四口人。
他说：“那天媳妇突然打电话叫我赶紧过来，说张海波不见了，好像他拿着刀找老付家去了！我就知道要出大事了……等我赶过来的时候，就看见我儿子从那家大门出来，手上有血！我儿子进门就说：‘我把老付一家子都杀了，几口我也不知道。’吓得我啥也说不出来。后来，他跟他媳妇说要出去些日子，收拾收拾东西，就带孩子走了。上哪儿去没说，我也没问，他就说让我先给他看着家……”
侦查员问：“张海波因为什么杀了一家人啊？”
张云志说：“就为他们种树呗。都在墙外边种树，那个垃圾坑旁边张海波先种了几棵香椿树，长得好好的，被老付家给拔了，两家就吵架，就要动手。过后张海波又种了几棵，跟老付说不许拔，老付没拔，可挨着树中间种上好几棵。张海波就不干了，那不欺负人吗？又吵又打的，急眼了，谁想能杀人了呢？”
5月14日，案发后的第四天，根据张云志的交代，张海波被确定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专案组马上制定具体的抓捕方案。
王军在会上说：“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张海波已构成重大嫌疑。在这儿把他媳妇的情况，岳母家的情况，张海波还跟谁有联系，所有情况都碰一碰。”
很快，情况综合出来：一、张海波媳妇叫王丽华，1973年4月生人，娘家是涿州百尺竿乡百尺竿村；二、在案发当天，张海波曾经找老板支了3400元工资，说是岳母病重，他要带着媳妇女儿赶去岳母家，这个老板可能是最后接触张海波的人。
根据这些情况，专案组决定当天就马上行动：一拨人去找张海波的老板，进一步了解情况，掌握每一个细节；另一拨人再去涿州百尺竿乡百尺竿村张海波岳母家，寻找新的线索。
随着案情的逐渐清晰，王军松了一口气，以他的判断，张海波这种因偶发事件造成的型犯罪的嫌疑人，不具备反侦查能力，事发前后都不会精心谋划，因此作案与出逃都有很大的盲动性。
循迹追踪，就是考验刑警们另一项重要的刑侦能力了。
死不忏悔的凶手
按照专案组的部署，5月14日傍晚，几个侦查员驱车赶到了涿州市，马上到派出所联系，然后直奔百尺竿村。
进到村里，张海波的岳母看着第二次来家里的警察们，紧张得直抹：“这是咋回事哩？闺女没有回家来啊。”侦查员一面安慰老人，缓解紧张气氛，一面仔细地检查搜寻，确实没有张海波一家来过的痕迹。他岳母没病，这一家人也确实不了解什么情况。
乡派出所的民警和侦查员们坐下来，一起耐心地做这两位老人的思想工作，拉着家常话，希望能有新的线索。
一直显得心事重重的张海波的岳父突然说：“我知道南正村出事了，杀了四口人。”
派出所的民警马上说：“你知道这事很大。这么大的事情，你要是知道什么情况就如实跟公安机关说说，咱们得合作。”老人埋下头，一个劲儿地抽烟，却再不肯说什么了。
侦查员根据这些情况分析，张海波目前跟岳父岳母家还没有联系，他的出逃确实没有什么目的和计划。
天已经黑下来，侦查员又连夜在王丽华这边的一些亲戚家做了调查，最后认定张海波一家根本没有来过这边，线索断了。
深夜，涿州这边防控“非典”的工作仍然没有放松。警车在返城途中走到一个路口，刚刚过去时检查了，回来还要检查。不过这一番折腾倒使侦查员们有些放心了，照这样的情况看，只要张海波一家敢回到涿州市的地界，他们的行踪肯定会暴露的。
5月16日凌晨，去涿州调查的这一路侦查员终于回到房山区长沟镇。困顿之中，他们看到专案组里依旧灯火通明。有消息说，张海波出事那天打了一辆车去涿州市涞水县，专案组连夜决定派另一路侦查员即刻跟踪追击，这几个侦查员正整装待发。两路侦查员碰在一起，互相交流了一些情况，马上开始下一步行动……
然而，在涿州市公安局的大力配合下，刑警们又经过一整天的奔波调查，在涞水县各个路口的检查站仔细查找登记的来往车辆和乘坐人员，还是没有查到张海波一家的踪迹。
5月17日，王军和专案组决定，通过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向全社会公开通缉犯罪嫌疑人张海波。
当电视台向全国发布张海波的公开通缉令后，专案组的举报电话就不断响起，举报线索不限于北京市，还包括外省市。
王军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犯罪嫌疑人就快找到了。
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王军和侦查员们认真对待每一个举报电话，认真分析每一次举报的内容，该调查核实情况的马上派人查实，该出现场的就立即赶赴现场。在排除了很多次嫌疑之后，他们离目标越来越近了。
终于，5月30日晚10点40分，专案组接到涿州长途电话，有人举报，张海波带着媳妇女儿现正在涿州的岳母家。兵贵神速。严阵以待的刑警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涿州。
深夜，四处奔逃了二十多天的张海波，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还没来得及从惊恐、慌乱、疲惫之中挣脱出来，就看到北京的刑警们如同神兵天降，把他堵在了岳母家中。他很清楚自己再也跑不掉了，几乎没有抵抗，束手就擒。
在后来的审讯中，张海波和王丽华交代，他们正如警方所预料的那样，出逃的路线毫无计划，就像没头一样乱撞，过着担惊受怕、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有一天，他在租住的地方闲逛，听到有几个人闲聊，说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通缉一个名叫张海波的犯罪嫌疑人，张海波惊出一身冷汗。
此时，王丽华也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思前想后：开始劝张海波自首。在这一路奔逃中，王丽华不能不想想后果：能不能真的逃脱？杀了四口人，这么重的罪孽怎么摆脱？
听着媳妇的哭诉，看着三岁的小女儿，张海波犹豫了。他原本就不是遇事能够考虑周到、明辨事理、分得清楚是非好歹的人，根本就没有想到杀人的后果是什么。现在事已至此，他没觉得有什么对不起老付一家的，但他知道疼女儿，要是让媳妇女儿真的一辈子跟自己逃命，太遭罪。
张海波决定回一趟岳母家，把媳妇女儿在岳母家安顿好以后，他就可以一个人放心地躲到外边去了，能逃多远逃多远……
5月31日，张海波被刑警们从涿州缉捕回京后，“房山5. 11杀人案”正式结案。几个月后，经过法院审理，张海波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妻子王丽华、父亲张云志犯包庇罪，被判数年有期徒刑。
然而就在法院庭审结束后，狱中的张海波依然没有对杀人的罪行表示忏悔，他耿耿于怀的还是：谁让老付拔我家香椿树的？他欺负我，我就不能饶了他！
在王军的刑侦生涯中，有很多刑事犯罪是由于这种狭隘、愚昧的思想，为了一些根本不值得的矛盾纠纷，制造出了血淋淋的惨案。
三、洗浴中心特大杀
里有七具尸体
2003年5月15日晚，北京的“非典”疫情进一步严重，新闻联播报道说确诊病例达2388人，新增病例27人，死亡总数140人。
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黄厂村乐园洗浴中心老板李培南哥李培东吃过晚饭，听完新闻联播，心头隐隐感到不安。
他拿起电话，呼叫李培南，结果对方手机未开。
自昨天起，李培东便与弟弟失去了联系。他曾顺路过去了一趟，发现“乐园”门口弟弟的汽车不在，便没有进去。他心想，弟弟的女儿莫不是染上“非典”去了？
此时，他坐不住了，就近招呼了一个，结伴直奔洗浴中心。
乐园洗浴中心在豆各庄一带名气不小。这是弟弟于1999年与人合资创建的。作为老板，李培南为人友善随和，一直很好。只是到了2003年4月底，“非典”袭扰，“乐园”暂停营业，员工大部分遣散，只留五人驻守。
李培东和朋友赶来时，四周漆黑一片，依然未见弟弟的墨绿色夏利汽车。
二人推门进去，不见动静，只闻到一股浓重的腐臭味儿。打开灯再看，只见室内一片狼藉，地上散落着匕首、铁管、木棍和撕碎的床单。
李培东呼喊着弟弟的名字冲进去，不由吓得魂飞魄散——浴池里漂浮着几具！
接到李培东报案后，警车风驰电掣急赴案发现场。
晚9时20分，各路警员已经全部到位。朝阳区分局刑侦支队到了，北京市刑侦总队大案支队的侦查员也到了，王军作为总队队长指挥侦查办案。
乐园洗浴中心内空气十分污浊，尽管侦查人员戴着夹层口罩，但一阵阵热烘烘的尸腐味儿还是扑鼻而来。
案发现场异常散乱，到处都是案犯作案遗留的痕迹，匕首、铁管、方木棍、胶带丢弃一地，仿佛把所有的作案工具都扔在现场了；脚印、手印比比皆是，案犯似乎根本没有考虑处理现场。
根据李培东报案的指向，侦查员首先进入男浴部，一眼便望到大浴池的水中浸泡着好几具尸首。尸体一具具打捞上来，六男一女一共七人。
七人全部用撕开的床单捆绑，嘴上胶带缠封。经初步检查，死者身体无伤，可以确定是被捆绑后抛入水中溺死的。
报案的李培东见状失声痛哭，死者中有他的弟弟李培南和弟媳马蓉，另五人是洗浴中心留守的员工。李培东突然惊呼：“还有一个小侄女呢？”
就在此时，侦查员搜索到洗浴中心一号包房，在里面发现了大约三个月大的女婴。她竟然还活着，只是面红耳赤，正在发烧，处于昏睡状态。王军指示，马上送医院救治，一号包房及现场紧急消毒。
王军抄着手在现场慢慢踱着。孩子的出现，基本可以排除仇杀，否则孩子的命是留不下来的，必要斩草除根。
来到洗浴中心经理室，侦查员发现墙角的柜被打开了，保险柜上没有人为破坏的痕迹，里面却空空如也。
据李培东指认，这个保险柜主要用来存放每天的营业收入。近期生意停顿，故里面的现金应该不多，估计万元左右。此外，柜子里还放有弟弟、弟妹的存折及部分首饰，现在全都不翼而飞。
另外，吧台上的收银机也发现有翻动的痕迹。弟弟的汽车不见了，同时不见的还有弟弟、弟妹的手机。现场专案组要求全市警力统一部署，查找夏利车。
这桩案子有点离奇，线索固然很多，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却也困扰着办案的侦查员们。是仇杀？是情杀？是杀人？还是雇佣杀人？作案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抢劫是不能排除的，然而若是入室抢劫何以选择此地？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时候、这种地方是搞不到多少钱的。再者，抢劫完全没有必要死这么多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罪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形成这样的一个残酷的现场？
案件的特殊性在于整个现场非常凌乱，到处都是作案人留下的痕迹，这样反而不容易让人保持头脑清醒。警察学院的专家也带领现场研讨，很多侦查员的思路集中在老板妻子的身上，围绕情杀和仇杀这两条线索延伸。然而，疑点太多，谁都说服不了谁。
王军沉默地坐在会场上，一言不发。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他总是在心里反复设立案情的假定性，然后再反向推理，经过多次推翻和否定而不能推倒的，就是有价值的思路。
现在是“非典”期间，大的社会环境是封闭状态，出现这样的恶性案件，不可能是外来人口作案，这应该是一起熟人作案！于是，他发话了：“这案子能破！先不忙为案情定性，以熟人作案为突破点立即展开工作，就从离现场最近的人中给我查！”
根据王军的指示，专案组明确了目前的主要任务，侦查工作分为两个方向迅速展开：一方面查找被抢的车辆、手机等财物的下落，监控死者银行账户变动情况等；另一方面在死者的社会关系中排查可疑人员。
王军调动了三个摸排小组展开工作。第一小组负责摸排受害人家属和周围关系人：第二小组负责查对附近出屋有无案发后突然离去的人；第三小组走访银行，查有无提取事主存款的犯罪嫌疑人。
神秘的取款人
为了查找的夏利车，专案组于16日凌晨将协查通报紧急发送市局所属各单位，发向全市各派出所。很快，无数双眼睛开始在大街小巷悄悄地搜寻着这辆墨绿色夏利车。
案发第三天，京津塘高速公路大羊坊出口的工作人员反映，他们在察看案发前一天（5月14日）的监控录像时，发现了一辆牌号带有字母“E”和数字“53”的绿色夏利车，专案组通过向车管所查询发现，北京地区带有“E”、“53”组合的墨绿色夏利车只有死者这唯一的一辆。
专案组成员投入到了紧张的追踪工作中，他们立刻班师通州，派出上百名侦查员深入通州、河北三河、廊坊等地的村镇展开专访寻查。案发第五天，忽然有报告，失踪的夏利车找到了，就在朝阳区新源里隆京商场的停车场里！
案情迅速上报到王军，他立即将朝阳分局主管刑侦的叫来，当着大家的面，王军竟然对他大发脾气，狠狠地训斥了一个小时：“现在是什么时候？在你的管区里、那么明显的地方停着涉案汽车，你竟然给我漏查了！”会上发了脾气，会下王军还是原谅了他。晚上，王军请这位思想压力很大的局长一起吃了晚饭。
据举报人新源里隆京停车场保安员向专案组陈述，案发前一天凌晨，一名身高约1. 75米、体态肥胖的男子将这辆车停放在停车场内，当日早7点左右，另一男子来找过东西，此后一直没人动过这辆车。
专案组以隆京商场为中心，划定了48栋居民楼和200多家机关单位，布置侦查员逐门逐户专访调查。
经过一天一夜的访寻，新源里地区的居民和各单位提供了大量线索。在所涉及的可疑人物当中，曾经在新源里地区频繁活动过的一伙籍闲散人员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这伙人以一个绰号“老胡”的人为首，经常在新源里一带从事违法活动，多次受过朝阳警方的处理。而这伙人恰恰在5月中旬从外地回到北京，并在饭馆时神秘地谈到这次回来是“办点事”，随后突然，不知去向。专案组决定传唤“老胡”等人。
经过当地派出所及朝阳分局协助，“老胡”等人被警方讯问。根据他们的解释，再经过侦查员的进一步核实，所有疑点都是巧合。至此，案犯与新源里地区有关的可能性被排除了，专案组还初步认定，抛车新源里很可能是案犯的随意行为，没有明确的指向性。
在新源里进行调查的同时，围绕着本案死者生前社会关系的走访也在不断深入。根据黄厂村附近6个村子的群众反映的情况，经过详细的统计整理，乐园洗浴中心自1999年开业至案发4年时间里，共有100多名服务员、按摩女和其他勤杂工在这里工作过。死者中除李培南外，其余6人来自不同省区，经历与背景也都比较复杂。
李培南由于职业原因，接触的人比较多，仅经常同其打牌的就有21人，其中有几个是东北人。
群众反映中有个情况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前一段时间，乐园洗浴中心原来开除过的一个名叫小文的员工回来过一次，还带着几个东北到洗浴中心吵闹示威。而且前几天有人见到小文拿着一部V988型手机打电话，而案发现场被抢物品中正有两部V988手机。
根据这条线索，侦查员迅速找到小文的老乡熟人了解，几个人都说小文5月中旬从辽宁葫芦岛回来过几天，用的确实是V988手机，但现在又回葫芦岛了，不在北京。等到侦查员千辛万苦来到葫芦岛的时候，却得知这个小文近日又回北京去了。
侦查员马上向专案组通报情况，专案组立即派员查访，终于找到了这个可疑的东北人。
然而，经过讯问，小文并不承认他在5月中旬去过乐园洗浴中心。侦查员进行了认真查证，发现小文没有撒谎。此时已是案发后第12天了，专案组侦查员耗费了巨大的心血，却一无所获。
在侦查员追寻线索奔波劳碌的时候，王军并未指望一举破案。他清楚，这个案子案情虽不复杂，但在茫茫人海里查找罪犯并不容易。现在线索一次次被否定并不意味着，因为真相必然隐藏其中，假象排除得越多，距离真相就越近了。
王军安排侦查员调查那条街上的娱乐设施，一个在街上开发廊、外号“大麟子”的北京人李孟麟跃入了王军和专案组的视线。此人一脸凶相，和受害人李培南打过牌。王军吩咐侦查员盯住他。
此案的突破口出现在死者马蓉的储蓄账户上。从案发开始，侦查员在北京数十家银行、邮局调查死者的账户情况。
6月4日，当他们查询到建内大街邮电局的邮政储蓄业务时，赫然发现死者马蓉的存折在其遇害后的第二天即5月14日上午10时被人取过款。根据邮局内的监控系统拍下的录像，侦查员看到，取款人为男性，30余岁，身高1. 80米左右，戴棒球帽和口罩，取款17500元。
这一发现让专案组大为振奋，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当时作案的犯罪嫌疑人。于是侦查工作马上兵分两路，一路到建内邮局附近的银行、商场走访，寻找这个男子的踪迹，另一路拿着监控录像光盘及翻印的照片去黄厂村，请村民辨认。
很快，两路侦查员都大有收获。
某商场的名牌时装专柜的售货员说见过此男子，而且印象很深，因为她们这个专柜的服装价格昂贵，加上“非典”影响，来这里购物的人没有几个，可这个人不看价钱，上来就挑了一件1683元的墨绿色T恤衫。按售货员的描述，该男子30岁上下，1. 80米左右，说话口音是东北的。
到了派出所的时候，侦查员叫停车，然后对他说：“下来吧，到了。”
然而，王庆洪装聋作哑，只说开黑车拉私活实在无奈，罚也罢关也罢，没钱。这让守在审讯室隔壁的专案组成员十分焦急。刚才负责监视李孟麟的侦查员又来报告，这些天李孟麟行为反常，经常外出，鬼鬼祟祟的，有时接打电话也神秘兮兮。
此时若王庆洪老实交代了，就可以省去后边的艰辛，一举将李彬、李孟麟拿下。但是王庆洪坚持说他没有到过作案现场，后又坚持说他没有杀人。于是，其中的破绽暴露出来了。没有杀人并不代表没有到过现场，没有杀人就更应该坦白交代。
王庆洪的心理防线崩溃之时，已是第二天凌晨4点了。
凌晨4时30分，侦查员敲开李孟麟的家门，结果李孟麟不在。他的妻子说，头天中午他被一个叫李彬的朋友拉走了，说是去打牌，一宿未归。
一听到“李彬”的名字，王军立即感到抓捕行动可能要横生枝节。王庆洪被捕要是让他们“醒”了，就很可能“丢”掉他们。侦查抓捕中有几句术语很有讲究，如“宁丢不醒”、“宁醒不丢”，前者是指放长线钓大鱼或需要抓现行，后者则是证据确凿而时机未到。
专案组一方面留人在李孟麟家继续蹲守，一方面迅速将情况通报给前往大兴饮马井抓捕李彬的侦查员，以进一步判断此二犯是否连夜逃窜。
侦查员在饮马井七街很快查找到了出租房的。房东确认他的房客中有一个姓李的东北人，不过，约十分钟之前，此人同另一个人打车出去了。根据该房东对这两人体貌特征的描述，侦查员断定，这两人就是李彬和李孟麟，而且两人是刚刚行动，尚未脱离警方视线。
正在此时，分头排查的侦查员又摸出一条新的线索，李彬两人走的时候搭乘的并不是正规出租车，而是一辆黑车，黑车司机就住在这个村子里。
侦查员迅速将此情况及黑车特征上报专案组。专案组立即启动一级堵卡方案，布置警力在出京的各个主要路口进行堵截，决不能让他们逃离北京。
同时，另一路侦查员立刻进村找到黑车司机的家。只要联系上司机，就能摸清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去向。然而，任凭家属怎么打手机，都只有一个声音：“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在场的人都十分担心。
侦查员只好原地守候，等着黑车司机回来。将近中午时分，黑车司机回来了，家属责问他为何不开机，司机这才发现电池盖松开了。
据司机所说，早上打车的两人刚一上车就要他往京沈高速上开，可车子还没走到收费口，那两人又改了主意，说要去通州。大约上午10点的时候，到了通州，他们没有下车的意思，只是让他开着车在街上慢慢地转。约摸半小时左右，又说去顺义。最后到了顺义，在某洗浴中心门前，两人终于下车了，临走时还对他说，晚上也许会打电话叫车来接。
情况已经很明显了，两犯没敢闯卡，仍在市内。
于是，专案组马上派出一路侦查员前往顺义，同时要求顺义公安局立即派员对两犯可能落脚的两处洗浴场所实行控制。专案组的侦查员兵分两路，对这两个冼浴中心进行排查。通过服务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照片的确认，有人提供，这两人中午的时候确实来过，不过很快就走了。
此时此刻，前往湖北抓捕“老四”丰朝朋的一路侦查员正在日夜兼程。
到目前为止，侦查员还不知道“老四”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在北京开有一家一元店。据王庆洪交代，他与“老四”不熟，此前并不认识。侦查员只有求助随州警方。
同一时刻，北京突降大雨。晚上7点多钟，李彬、李孟麟在丰台区某洗浴中心双双落网。随后，根据再审王庆洪得到的线索，李彬之妻及四个情人也陆续到案。
专案组将这一消息立刻电话告知远赴湖北的侦查员。正在小饭馆吃饭的湖北侦查员接到如此大快人心的消息，欢呼起来。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此大案的告破只差这个“湖北老四”归案了。
按约定，第二天一早侦查员前往随州市公安局介绍情况。随州警方立即行动，全力查找。不久，下面反映上来一个情况，有个叫丰朝朋的人在北京开有一元店，而且最近刚从北京回到家中，在家里也确实排行第四。如此看来，这人有重大嫌疑。侦查员决定前往丰朝朋家所在的一个偏僻小村，做进一步调查。
到了丰朝朋家中，其家人告知丰朝朋到村外买东西，很快便回。在丰朝朋家中，侦查员发现了一部V988型手机，与死者失踪的手机非常相似。丰朝朋就是“湖北老四”应当确定无疑了。为防止惊扰其年迈的父母，侦查员决定在村口路边等候。大约过了20分钟左右，丰朝朋出现了，经过简单的询问，丰朝朋交代了自己就是和李彬共同作案的“老四”。
2003年6月12日凌晨2点30分，犯罪嫌疑人丰朝朋被押回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大案支队。至此，制造了这次特大杀人案的四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