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17 06:41:20来源：法律常识
柳忠秧
众所周知，新诗诞生已有百年。在这百年发展的艰难历程中，从“五四”白话诗的草创、上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末现代诗先后三次的普及，到90年代个人化写作，以及两个世纪之交以来新叙事主义时期的形成，已经完成了由“草创——实验——建设”的三次历史转型。
然而，在这慢长而又短暂的百年中，新诗所走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泥泞、风雨和雷电。限于论著的篇幅，这里不展开讨论，就以中国进入全媒体时代开始解析。
一、 标新立异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商业化写作正在占据时代的前台。浅阅读成为一种时尙，人们调侃为“碎片文化”。“传统写作”、“传统阅读”也许会相濡以沫地走完最后的一段路程，并逐渐退出历史的大幕中，归入那些逐渐消逝的历史名词。“头悬梁锥刺股”的时代过去了，并且将一去不回头，成为一个阅读时代的经典记忆。
百年新诗，作为最自由的文体之一，深受网络的冲击和影响。网络解构了文化壁垒，使得诗歌更易普及。蔓延至毎一个偏僻角落，同时也改变了诗歌的流通发展形式。原来以公开报刊为主渠道的诗歌流通发表体制被无形中改变了。只要你的诗歌特点突出，就会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网络诗歌还一举打破了诗歌的地域限制，呈现更加自由开放的趋势。
诗歌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但诗歌的功能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歌词、短信等替代了，再加之盲目西化造成当代诗歌脱离社会，致使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台湾诗人洛夫在一次接受媒体釆访时说:“读者少说明诗歌越来越纯粹”。笔者对他的话实在不敢恭维，甚至认为他的话是“胡扯”。物化的年代，大众更需要诗歌。造成读者少是有诸多主客观原因，前文也分析过，其中许多诗人的作品纯粹玩技巧，搞“穿越”，却对语言把握不准，语言没有穿透力等等。可以更直接了当言之：原因多多，主因却在诗人身上。
针对新诗百年中存在的问题，诗评家吴思敬认为：“新诗的出现，绝不仅仅是形式的革新，还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诗人明迪认为:“人们对诗歌完全可以大胆地在形式、意义及声音上进行创新。诗人们与其去后悔该不该写新诗，还不如往前创新”。诗人杨炼则认为，诗人们在今天应该要先建立起对传统古典诗歌的一种自觉。他说:“一开始，人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盲目、肤浅，后来才慢慢认识到古典诗歌中的伟大作品及其创作经验，其实也是我们当代创作的一部分”。
诗人于坚则反复强调了:“汉语在新诗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的认识里，教堂里的耶稣可以被搬走，寺庙的佛像可以被搬走，但汉语是‘搬’不走的，尤其是用汉字写的诗”。在新诗发展历程中的成就，于坚认为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诗人们在汉语上的革新，但这是不够的，还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多。而谈及新诗和中国传统诗歌时，诗人们持有不同看法。诗人李少君提到了学者冯友兰的观点，冯称中国是一个“亦新亦旧”的国家，‘旧’是指中国有着五千年的传统，是一个古老的大国，而‘新’指的是中国一直处于变革和革新之中。在他看来，诗歌也是如此，也是在新旧交替中变革:新诗在建立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意义时，还处于探索阶段，但它和传统诗歌是分不开的。“既然中国传统的核心和基础是诗歌，那么新诗的创立就意味着中国既保留了诗歌的传统，又具有现代性”。
于坚则坚持认为:“新诗在语言上发生了革命，表达了很多过去汉语无法表达的方面。这是新诗发展一百年来，我认为最重要的地方。”对于新诗和西方诗歌的关系，诗人杨炼认为:“新诗不能简单复制国外的语言。”杨小滨则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包括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内的西方诗歌的翻译和引进，让人们阅读和了解了西方现代主义，而新诗的发展也借鉴了这些舶来品。”他拿诗人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举例。当杨小滨读到第一句:“假如我认为，我是回答一个能转回阳世间的人，那么，这火焰就不会再摇闪时。”他就发现艾略特在诗中创造了一个角色，这让他感到震惊，也让他发现诗歌写作原来可以往更戏剧化的方向走。“我们可以把中国新诗理解为一种世界诗歌。”诗论家何言宏用一句话阐述了他认为的新诗与西方诗歌的关系。
回顾新诗百年的坎坷历史，首先在新诗的定义上就众说纷纭，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准确的答案和标准。“什么是新？什么是旧？”在诗人唐晓渡眼里，新诗“新”在语言上。唐诗等古典诗歌在古代语言上的成就已足够辉煌，而新诗则另辟蹊径，用现代汉语体现汉语的美学力量，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诗对现代汉语的锻造更为精炼。
笔者之所以罗列几个在中国诗坛上比较有影响诗人的观点，旨在证明，不少诗人都在各自探索着新诗突破之路。
笔者以为：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作为中华传统的文化主流，曾经造就了大汉、大唐文明。而当下的中国以小品、杂耍、浮词艳歌等视为中国文化主流，这是文化衰败的景象，极不正常。
其实，诗歌作品里没有了准确的价值取向，只见四壁都是贪念；失去了崇高的人格魅力，环顾四周均为私心；遗落了深厚的文化积淀，满目看来，皆为功利---而所有深遂的思考，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求而难得的点睛之笔等等，统统被关进笼子里。
这使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象，无论是古体诗还是现代诗，当代诗歌的现状离大众对诗歌的期待，相差太远太远。
在怎样的时代，就能有怎样的艺术。而当下的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大时代？观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看中华民族之大复兴。风云反复激荡，未来不可阻挡。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在土地与花木的繁花似锦中，在一个国家与近十四亿大国民的铿锵前行中，无数诗人迸发出创作的激情，力求在文艺创作上多出作品，为国家的大发展揺旗呐喊，添砖加瓦。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鄂籍广州诗人柳忠秧的长篇文化史诗《楚歌》、《岭南歌》等，先后横空出世，给相对冷清的中国诗坛点了一把火。曾几何时，在中国历史的风流岁月中，在强盗不欲劫财色而劫诗的盛唐时代里，诗歌曾经有过怎样的热闹与荣光？而今日诗歌尤其是古体诗的寂寞与萧瑟，已成为铁一般的事实。今昔对照，曾经有过的风光盛世既教人欷歔，更仿佛是向时代发问：古诗词，还能够在中国文化的戏台上扮演激动人心的角色吗？《楚歌》、《岭南歌》生逢当下，为读者开拓了视野，再次让大众领略了传统的魅力。
201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载文，评价柳忠秧的新古体诗，高度赞扬《楚歌》的文化意味。紧跟着，2011年2月1日，《人民日报》再次刊文，指出：“柳忠秧写《岭南歌》其意在诗亦在史，他用凝炼的诗的形态来为岭南文化史作一部浓缩型的诗史，或曰史诗。郭小川那代人的新辞赋体已经在当代诗坛久违了多年，柳忠秧在新世纪复活了这种诗体，而且别开了生面。”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随着时间的推移，柳忠秧新古体诗的创作，对中国诗坛的嬗变具有榜样意义的效应更加明显。2016年，中国文学最高奖项：鲁迅文学奖，在诗歌奖类中增设古体诗奖；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初，中央电视台连续推出10期《中国诗词大会》吸引近亿的观众观看。可以肯定地说，柳忠秧无意中做出了贡献，功不可没。
细读《楚歌》、《岭南歌》等新古体诗，这些鲜活的文字与新古体的生动诠释，突显出当代诗歌的鲜明取向，而从《楚歌》等一大批新古体诗在文坛产生的广泛影响上，让我们更可以清晰地看到，许多诗歌老问题的求解之路，其实就藏于这些浩瀚千古文字对古诗的传承、创新的轨迹之中。当代中国诗歌创作中的这股芲劲之风，实在不应该就此画上句号。
柳忠秧《楚歌》、《岭南歌》之热，既有激荡人心的一面，也有助推反思的一面，甚至后者对诗歌今日现实的改善和增进更具意义。因为其呈现出来的对诗歌瓶颈的奋力突破，已经远远超出《楚歌》、《岭南歌》本身，从而具备了反思当代诗歌创作和诗歌精神的标本意义。这也正是笔者在这部专著中，重点选择柳忠秧等人的诗歌作品为例，分析当代诗歌创作如何走出困境，再创辉煌的根本原因。
应该承认，在新诗百年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和好诗篇。他们在百年中的不同时期，创作出不少让民众耳熟能详，至今还深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如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穆旦；汉园三诗人之一的卞之琳；朦胧诗派的舒婷、顾城、芒克；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穆木天、戴望舒等。然而，这并不能证明新诗百年中所面临的困惑、迷茫，得到了解惑。
在此，还以柳忠秧为例。柳忠秧在古体诗突破是一方面，诗歌现实中的萎靡不振是另一方面。要完成新诗百年的透视，要让诗歌梦想成为现实的真实部分，当然要回到创作本身，而这显然还有赖于更迫切的形式保障。即便是当前诗歌评论所强调的诗意回归问题，事实上也暗藏着对诗歌本质的追问，并不能为当代诗歌创作门派的“细枝末节”或者诗歌代际的“分门别类”所掩盖或者遮蔽——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好的诗歌？什么样的诗歌，是你心目中的好诗？新诗如何才能赢得读者走向大众？新诗如何才能成为经典？有没有一种标准能够超越诗坛派系的偏见与文学创作于时代中的裂变，去划定当代诗歌创作的标准？这也将成为笔者此番论述的终点。
观古今之长歌，《离骚》397行，《孔雀东南飞》381行，《木兰辞》62行。《楚歌》全长50节、500行，近4000字。写作前后历时三年，被誉为新古体诗之力作。在相当长的一段岁月中，柳忠秧以洪荒之力，作出用词、造句、立意、情感，可圈可点的长诗。楚人作楚歌之真情实感尤其动人。《楚歌》文首：“夜读春秋寻大义”开宗明义，一气读至尾节，当真是“雄诗澎湃诗如海”，尽显诗人“笑谈江山吟天地”的真豪情。诗人更以楚文化的宏大时空对接今日中国，千古名士一一道来，内含深意，令人看后细嚼慢咽回味再三，更感受到千古楚魂，给这个古老而现代的国家以古喻今的教益。那些风流往事已不复存在，诗人却以楚情，串起徘徊历史岁月多年的楚之风韵。对当今的中国诗坛，如此雄心大作的崛起，实在是一道标志性的景观之一。
柳忠秧在百年新诗的困惑中，一举以《楚歌》，掀起了古体诗风云再起，凝聚多年才情志气为其古体诗复兴大梦开启新章，扬弃当下商业化新诗乱相，踏入盛唐气象的古诗风雅颂。诗人的一腔真情升华为气贯古今的雄文，于苍茫的千古景象和壮美的今日中国书写他的心迹愿景。诗歌结束时，如长虹贯日，高扬华夏灿烂，澜起于渊的信念，以及对时代的期许和楚情的眷怀，实属一份真挚而具感召力量的壮志雄心。
诗人行走在古今之间，徜徉于楚风过处，潇洒行笔，自在从容。那古文明中的豪杰义士之意气风骨，如同超越千年与之相逢，令其能纵横笔墨.一气呵成、佳句不断、余韵不绝。将他多年积淀，所见所闻所思一朝倾泻，所以才打动了一个个读者的内心。
柳忠秧
二、学人之诗
我国著名画家齐白石，曾荣获世界和平奖。然而，面对已经取得的成就，他并不满足，而是不断汲取历代画家的长处，不断改进自己作品的风格。他60岁以后的画，明显不同于60岁以前。70岁以后，他的画风又变了一次。80岁以后，他的画风再度变化。齐白石一生，曾五易画风。正因为白石老人在成功后，能仍然马不停蹄地改变，创新。所以他晚年的作品比早期的作品更完美成熟，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流派与风格。
他告诫弟子：“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他认为画家要“我行我道，我有我法。”就是说，在学习别人长处时，不能照搬照抄，而要创造性地运用，不断发展，这样才会赋予艺术以鲜活的生命力。
回到当代诗歌这一话题，中国文学《诗经》、《楚辞》以来，皆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已故学者钱钟书曾说：“中国文学由于非叙事性，所以很少鸿篇巨制的史诗作品，而且中国文学向来也是轻视叙事性的作品。”从稗官、野史到小说这类名字就可以看出，这种作品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反观西方，从古希腊的史诗《伊利特亚》、奥德赛}开始，史诗作品便尉为壮观。
长久以来，我也认为中国的当代语言文字出不了史诗作品。当我读到诗人柳忠秧的古体诗歌《楚歌》、《岭南歌》、《天下洞庭天下楼》、《天下江山黄鹤楼》等之后，这个看法，便有所改变了。
柳忠秧说自已的《楚歌》是悲歌。在我看来：《楚歌》是曹操横槊赋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悲歌，是燕赵之士慷慨悲歌，是站在物欲横流时代，具有清醒的个人立场和批判意识的悲歌。正如他所说，诗歌如果只会唱颂歌无异于自取灭亡，无病呻吟，隔靴搔痒，对于现实而言，不过是多余的牢骚，毫无用处。
所谓人心不古作古风。《楚歌》有气魄而不俗野，写真情能灭糜绮。《楚歌》及随后的《岭南歌》等作品的气度、风度，所展现出来的气象和格局，都是一种至大至刚之气势。
如《岭南歌》开篇:“岭南大派，南天雄脉，”由此揭开了全诗‘大’而‘雄’的格局。诗人追求的大气，是一种雄直刚健之气。‘雄’是质和神，而‘大’是形和貌。形神兼备，有雄乃大，故全诗骨气端翔，诵之有金石声。这种雄大之气流，贯彻于全诗的字里行间，气势夺人。
诚然，在《楚歌》、《岭南歌》等诗中，象这样的骈词俪句随处可见。由此可见，柳忠秧在诗体上的艺术取向。笔者认为：《楚歌》、《岭南歌》等属于古体新诗。这种诗体的最大特点是“外散内律。”这类的诗例不少。如郭小川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代表作《青纱帐——甘庶林》、《秋歌》、《团泊涯的秋天》等。纵观《楚歌》、《岭南歌》，全诗釆用了并非整齐划一的处理，从而在整体的诗行建制上，给读者一种不拘形式的印象，表明了诗人有意打破古体诗与新体诗界限的一种探索和创新。
柳忠秧的古体新诗《楚歌》等，没有选择当下旧体诗坛常见的律诗和绝句，而是选择了不拘平仄、句式，自由灵动的七律古体。而《岭南歌》中，既有常见的四言句、五言句、七言句、也有不常见的三言句、六言句、八言句，九言句。但这种句式的多变中，又隐含着一种整饬的美。因为诗人在遣词造句上，特别重视排比与对偶，有的诗节纯粹由一幅幅的联语所组成。有的诗节则由多首对仗式的七言小诗构成，但全诗具有铺排的赋体美。
纵观柳忠秧的新古体诗，皆体现了他融“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于一炉的诗学追求，这也是笔者高度评价柳忠秧诗歌作品的根本原因。
柳忠秧的诗学主张，诗有好坏之分，没有新旧之别。笔者也认同他的这一观点。就比如搞诗歌评论的，就如同渔人织网；搞诗歌创作的，恰好要破网；鱼死网破，伟大的作品才有可能诞生。关于诗歌创作，柳忠秧认为就如造人和人造;再好的车和美女放在一起，马上就相形见绌，车是人造的，缺乏人性和个性。美女是“造人”工程的结晶，这一个过程经历了恋爱、结婚和美好的性爱、崇高的孕育。人是社会的灵长，是任何人造的东西不可比拟和企及的。造人的结晶就是人类至善.至真.至美！伟大的文艺作品就应该是如同人类造人一样的崇高而壮丽！绚灿且多情！
笔者认为，语言是人类一切文学、艺术、文化活动的灵魂，基础和要素。如果连语言（还有语法、修辞、逻辑、标点、符号等）都过不了关，还奢谈其他什么。如果连文字都弄不明白，你能扎实汲收本民族的文化精华吗？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极不正常的怪现象:有些文艺家，开口就是病句，提笔就是涂鸦，不具备基本的听、读、说、写能力，逻辑混乱，修辞失当，文法不通，标点乱用，出来的作品只能是错漏百出！于是就出现了文[语言]不够，书法凑，文不够，绘画凑的怪现象。连母语都一知半解，你的那个书法，绘画动辄几百万、几千万？只不过是炒作的弥天大谎罢了。对于诗歌语言来说，那要求就更高了，可以说是精品中的精品，锤炼中的锤炼。
应当承认，当下诗坛混乱、杂乱、忙乱空前，诗人们在创作上也四处寻找突破口。而此时的柳忠秧召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魂，不仅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而且也是一种十分有益的突破和创新，对当代诗坛产生了冲击力和影响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价值所在。
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诗国”。毎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关心诗歌、热爱诗歌。更大的意义是，诗歌寄托了中国人的精神价值与安慰，是中国人灵魂的栖居地。
而当下关心诗歌的人，是那些精神敏感的人，那些关注生活意义与价值的人。他们试图从诗歌寻找灵魂的家园。而残酷的现实是，中国当代诗人数以万计，而且有大量风格各异的诗人，但是具有广泛影响的诗人还甚少，更别遑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诗人了。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笔者认为，拥有百年历史的新诗，从一开始就过于激进化，把传统与现代、中与西过于对立。造成的恶果是食洋不化，传统中许多精华也被抛弃，以至于写诗的人愈来愈多，而读诗的人愈来愈少的深层原因。
当下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人们关注点多元化，并不是诗歌日趋没落的根本问题。我始终认为，伟大的诗歌是创造出来的。要想诗歌重新获得大众关注.喜爱，关键还是作品本身，而不是其他。
从这一点而言，柳忠秧的艺术创新就显得尤为珍贵。
这位对李白、杜甫心存向往的诗迷狂，20多岁就离开湖北到广东谋生。人是离家了，心却还留在楚地。时日越久，楚情越浓。于是，当他提笔为楚作诗时，那浓浓的乡愁与乡情，就化作了手中的笔墨一泻千里，落笔不停。从炎帝神农传说时代一路写到近现代。
写下《楚歌》最后一个句点的时候，离作者起笔时已经过了三个春夏秋冬，离作者离家的上世纪那激情的岁月已有几十年头，距李白拒封，朱张会讲、光武复国、刘项争霸、春秋逐鹿又有多少年！作者沿着历史逆流而上，又在诗歌中顺流而下，这其中有着多少大豪杰、大风云、大情怀，竟然就浓缩在这一曲《楚歌》中。
《楚歌》乃是一首真正意义的英雄诗。英雄之诗并非人人能写，人人敢写。这是因为英雄之气非平凡而生。枭雄曹操联袁绍，伐董卓.摛吕布，为父私仇杀陶谦、得志后灭袁术、铲袁绍，54年起伏难定，颠沛流离，最终统一黄河流域。这种腥风血雨，艰难困苦的经历却练就了枭雄曹操内心的英雄气概。于是才有了54岁横塑赋诗宴长江，唱出了“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英雄之诗。英雄之诗又不是人人会写的，黄巢就是一例。因学业不成，便大骂天下。一首菊赋：“我花开后百花杀”，“满城尽带黄金甲”，露出盗贼草寇之类的贼眉鼠眼。同样是通俗古风，大英雄戚继光就作得得体:“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所以，英雄诗不好写，凡人不敢写，英雄古风日渐减少。柳忠秧能把握好英雄古风的分寸，有气魄而不俗野，写真情能灭糜绮，实属不易。而英雄诗更不是何时都能写，何处都能写，这是因为英雄之魂非随时而生。
一个楚人，如果不是有幸和一个这样伟大的年代结缘，又怎能作得出这样的壮丽华章！
诗人遨游于楚史的大河上下，挨个拜访锦绣楚地的千年俊杰，在楚文化悠悠千年的故人往事中，反复追寻楚魂的所在，歌咏兴叹楚韵之神奇。他的叙述就如同楚风吹佛过千秋万世，时而轻柔，细诉楚情的婉转悠扬，时而磅礴大气，尽道楚魂之大美。在大量鲜活的历史景观和楚地风情背后，贯穿全篇的，也是柳忠秧倾力叙述的，是对楚文化于传统与现代中延续与嬗变的深入反思，以及对楚风精神内涵的苦心挖掘。
从千古江河滾滾而下，无论一代豪杰万古名臣或是博学鸿儒，那些乡贤俊彦身上寄托的，莫不是哺育作者成长的楚人情怀；无论楚人以天下为已任的担当、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或者唯楚有才的智慧、尚武精神的血性，再或是楚地多情的浪漫、自君天下的张狂，那楚文化的七大特征，都通过诗人的诗心诗笔淋漓尽致，这是何等的自君天下。
观史而言，楚人自信，由来已久。非独柳郎《楚歌》一家。“我更欣赏《楚歌》中‘直抒性灵，不拘格套’的那些诗节。这里面融入了柳忠秧多年来混迹人世江湖的苦与乐，悲和愁.血和泪”。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遇春评价道。在他看来，那种假古董，那种过分的头巾气、纱帽气、市井气，是当今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诗坛恶习，所幸这组诗摆脱了这些陋人习气。文学评论家刘川鄂指出:“当代湖北诗歌追根寻源认祖先，只认拜屈原而不认李白是一个极大的缺憾。而《楚歌》尤为可贵的是，把在湖北生活了十年且在寓居期间写了大量优秀诗作的‘楚狂人’李白也纳入其中，突破了一般文学史认知的界限。”
2010年5月，在武汉举办的柳忠秧古体长诗《楚歌》研讨会上，北京大学著名诗歌理论家谢冕以“楚歌一曲动江城”为题，指出柳诗中的理想精神来自屈原和李白，“悲情激愤”而又“潇洒豪放”是“大诗”，是“中华正气歌”。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黃曼君认为：“柳诗华美缤纷，既是个体抒情，又指向辽阔人生，是中国式的史诗”。而笔者认为:“《楚歌》张扬李白，表明了诗人对荊楚文明的新理解和灌注新血液新活力的取向。”是呵，在这个物质至上、脚步匆匆的时代，在那么多以犬儒、算计、世故、功利等一切已被世人习以为常的手段来绑架人心的时代镜像面前，这浪漫洋溢的《楚歌》，显得如此难能可贵。
它既完成了作者对楚情的眷怀，对新古体诗的尝试，也捍卫了一个时代的精魂。更令人惊喜的是，柳忠秧在这首《楚歌》行诵中，找到了一种让古体诗纳入今日中国诗坛的方法。而这种方法，是此前坐困于新旧诗体之争、中西平仄之辩不能自拔的中国诗人们所不具备或者知之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而柳忠秧却完成了今日中国与千年楚魂的对歌一曲，这或许是《楚歌》引人关注的重要原因。
2012年3月4日，湖北省文联、省作家协会等单位再次举办了:柳忠秧诗歌作品研讨会。与会专家再次充分肯定了他所创作的新古体诗在当代诗坛独竖一帜，别具一格。不用质疑，柳忠秧是古体诗复兴的推动者，也可以说是他为当代诗歌走出困局，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三、复古创新
传统诗歌的批评精神一以贯之。现实面前，诗人们要么奋起呐喊，要么随波逐流。诗歌之声是在面对现实，退无可退的情形下展开的，亦是诗人们于忧患与思考中发出地自由的声音。遗憾的是，呈现于现实多幕剧中的困境与诉求，经过一次次真实而凌厉的呈现，并未在当代诗歌中有太多的反射，反而以现实的无可奈何，照射出当代诗歌的茫然回避和无所作为。
新诗百年已至，却活得如此艰难。有人说是回到了常态，少了些噱头和事件。也有人说愈发的冷清，平静的湖面下尽是顽石。泛而言之，诗歌的好时光依然没有回来的时间表。没有标志性事件与作品的岁月里，尽管偶有让人看到希望曙光的一刹，如柳忠秧的新古体诗。然而终没有形成气候，诗歌度过了喧嚣落寞的一年又一年。
平静之下，诗歌内在的骨骼断裂与外部的萧瑟对比愈发明显，令诗歌作者与读者愈发迷惑。作品数量和质量两极分化，写诗的比看诗多，传统与现实，复古与创新的结构性争议和冲突时而隐现，依然制约着当代诗歌的健康发展。
无论是诗评家、诗人或者草根作者都须自问:这种不咸不淡的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诗歌还能不能找回最好的时光？
这一疑问的答案会是什么？业内与媒体已经探讨争鸣了多少年。即便是在新诗诞生百年的今天，关于新诗之路的研讨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只是，诗歌不振，原因仅仅是受互联网冲击或者说，当下中国人阅读习惯改变了，不爱读书看报？显然，这只是一个原因而已，那么主因又在哪里？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在本著中，笔者试图解析这一主因，在随后的章节里，还将继续围绕这一问题。这里，暂且不表。
诗歌是中国人心灵的故乡，乡愁总在那里，只待故乡给自已一个理由回去。诗歌要找回自己的命运，需要在断裂中找到新的路径，让我们的诗人们可以慢下来，静下来。以此对抗物欲社会的浮躁与喧哗，重新找到对接现实的端口。
诗歌冷清的现实摆在面前，问题迫在眉睫。大众对诗歌的不满仍在继续，关键是，负有呐喊责任的诗人们还记得自己的使命吗？
《楚歌》之所以一再被笔者提及，是因为诗里有着深沉的感情。正是因为有这深沉的感情线索，使其诗的品质不再停留于原地。因为诗人唯有把个人的感情写进来，和对民生的关注，对时事的关怀联系在一起，这才构成了其诗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种感情的背后是什么？就是诗人对时代的深沉的关怀，体现在他的诗中，就有了一种沉郁、雄浑之感。
我以为，亦诗亦歌，且歌且哭，通读《楚歌》，不仅仅是英雄的颂歌，还是极具个人化的一曲大悲歌。也是超越于一般性颂诗的美质所在，或文学价值所在。
柳忠秧字字写心，一心向市民贡献最贴心也最真心的敬礼，也表现这敢于批判天下的内心思索。看似西风漫卷却十分持重的建章与着句，对人类理想的尊重，对时代不公的怒视，反映于他“人有病兮君知否？”的连绵咏叹之中，对当今时事观察入微却又不张扬地以古说今，意气张扬却又处处呈现潜龙勿用的艺术含蓄美，把一个时代的痛感纤微毕现，姿态不怒而威，句句洗涤人心。
但诗人终究尝试在时代忧情之时，突显出翼望与期待。随着楚文化走了一圈的柳忠秧思考家园、天下与人生的意念，思想始终是入世的，从千秋伟业悟到豁然开朗，以激昻态度率性走出迷城。楚文化中可供阅读的浪漫符号，化作了中国记忆的一部分。壮士忧怀千古，终究要回归时代。
在《楚歌》等诗章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诗人一种格外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的存在。这其中当然体现了诗人难能可贵的现实批判意识，这种深刻的内省，无疑构成了诗歌的思想艺术价值或者说重构了文学价值。
为什么我们会被诗人朴素真挚的情感所打动呢？因为作者将个人情感与时代情怀巧妙地融合了起来。在《楚歌》这首诗中，诗人曾连用九个“我”非常写法，也带上了他之前贯入的气息，以至反而妥帖非常，仿佛不如此行文，不足以言情。
行文至此，便仿佛天地万物尽为我有，所以能在引经据典与自在游吟间自由变换，更于变化中见统一。由“横立潮头”，“人在天涯”到“常思千年国与家”，都掌握精确，真情流露，最终能够浑然一体。这种自在、自由、不拘于旧的写法，恰在作者的动静拿捏之间，烘托成为自已与楚魂的时空对话。笔下的豪情是对风流岁月的抚摸，沷下去的墨总是将作者的狂情抒发的更为入骨。可以说能够给读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正是深藏在诗句里那些忧患与思考，构成了《楚歌》的精神风骨。传承中国优秀文化是诗歌与诗人的担当。当代诗歌必须面对一个拷问是:如何面对传统文化？
谈论新诗百年，其实包括的是更远的历史范畴，诗歌之美也绝不单单是眼下的诗歌。创新，抑或传承也都超出一时甚至一世。对于作茧自缚的诗人来说，传承仿佛就是创新的尽头;可对真正的创新者而言，要令传统文化不致荒废，就要让古诗之美照见今朝。也要让今天的话语安然穿越古诗的长廊，在相互碰撞融合中走向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楚歌》是有大担当的，因为它担起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柳忠秧很自信，凭什么自信？其一，他懂格律，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不懂格律写诗，就等于在那里丢丑，献丑。懂得格律的诗人，在当今社会上已越来越少，写得好就更难得。而能不能写得好，还取决于他的文化储备，价值观和审美情趣。
读《楚歌》，我们可以读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诗歌是与传统诗歌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在阅读{楚歌}的时候，能够读出中国的诗歌文体集大成的感觉，能够回到读白居易的歌行，新乐府如《长恨歌》、《卖炭翁》的感受。可见{楚歌}的文体，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条脉胳相沿下来的。中国的古代诗歌是取得过辉煌成就的。但客观地说，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诗歌大多数是唐宋时期创作的，到了明清以后，基本上是沿袭唐诗的风格，谈不上多少创造性。后人似乎都在唐诗宋词间的巨大光芒面前，迈不开脚步了。这时，西方文化又如同洪水般，向中国 文化冲过来，这就是新诗产生的历史渊源。
新诗百年发展到今天，正是青春岁月，真正风华叶茂，也不过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朦胧诗那段日子，随后就渐渐衰弱无力了。这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古代歌行体的意义，探究这是不是我们诗歌发展的真正方向。南方一个诗人说：“现在写新诗写得比较不错的诗人，回归到语言，但是没有回归到汉语言。”笔者认为，颇有道理。
《楚歌》最大的特点是能够把新旧体漂亮地对接起来，里面有很多当代的元素，但它的灵魂还是中国传统的。
古体诗成功吸纳了今天鲜活的汉语言，就可以成就另一道风景。
事实上，在百年新诗之路上，各种形式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它也在努力寻找突破口，只是它的种种努力，还未看到胜利的曙光。也正是在这背景下，互联网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口而出，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影响。
中国进入了网络时代。网络对于诗歌，到底是福还是祸？目前还看不清。技术引发的文化变迁，自古皆然。就像工业革命，进一步促进了欧洲文化的繁荣。重要的是，任何技术逻辑的飞跃对文化来说，都无从回避。互联网革命亦如是。
据有关数据表明，2016年，中国有网民6.75亿，网站3290万个。网络是生活工具，是娱乐手段，也是生活方式。
在6.75亿网民和数千万计的博客，微博空间，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构成，他们中有诗歌领袖，也有草根民众。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创作的复杂性，成就了网络世界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让我们得以目睹新旧体同台，恶搞事件不断，作品越多越泥沙俱下的，当代中国网络诗歌浮世绘。网上的诗坛风貌就是网下的现实图景，繁华与落寞同在，板砖与无聊同生。
是否“身处逆境”或“正好”，各自表述。但“纠结”肯定是中国诗坛的普遍心态。中国有全球最多的诗歌民间作者，也有全球最多的诗歌报刊。无疑，中国的网上诗歌数量并不直接带来繁荣。从社会的传声筒，时代的鼓手到个人的声音和私人的独白，伴随着诗歌身份转变的，是无论新诗或者古体诗，在中国社会的边缘化。
尽管网络上，许多人是以诗歌成“分行文字”作为常用的文体或写作方式的，但类似“床前明月光，我叫郭德纲”这样的戏仿，却无时不提醒着诗歌的隐痛。如果一个社会对诗歌的态度只剩恶搞，无论多少人写诗，都难称:“诗歌的盛世。”
沉重的命题挥之不去：为什么当代诗歌作品最多却没有多少精品？为什么诗人最多却无人被记住？这才是网络诗歌繁荣背后的真命题。可是，网络带坏了诗歌吗？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打倒舒婷”、“PASS北岛”的喧闹声中，我们还有舒婷、北岛、顾城等可以拿的出手，可之后呢？“先锋诗”、“第三代”乃至“第四代”、“第五代”等等，还有2010年以来回潮的古体诗，有多少诗歌能够朗朗上口的？网民们甚至想恶搞，都只能回去找“梨花体”或“海啸体”。
在不容回避的网络诗歌大发展之后，有谁计算过诗歌的账面上盈亏如何？不可否认，商业化的时代，网络化和影视媒体再加上短信.歌词等对诗歌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冲击，但如果自己站稳了，谁又冲得动你？
诗歌似乎正陷入这样一个难解的死结：一方面是，网络上诗歌网站最多，帖子不少，诗人多多，相互刷粉。一时间，好像人人读诗写诗，遍地都是诗人。正如一个诗人挪揄说的“时下写诗的像上厕所的一样多”。诗歌报刊却远没有网络论坛的风光，官办的诗歌刊物越来越少，发行量不断下滑，编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偶有报刊也曾奋力一跃，呼吁扩大诗歌版面，重视诗歌创作，回应者渺渺。换句话说，这个时代做诗的人满街跑，读诗的人不好找。
诗歌读者为什么越来越少？盛唐时七十岁老妇也读诗的光景为何不再？真要说透这一问题,足够写一部学术专著了。这里只能概而言之:除了作品本身晦涩难懂，让人读不下去之外，也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作者离时代太远了。这也是评论所说的缺“钙”的作品。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为审美而存在的艺术”。如果真是像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样的诗句，即使没有思想性，但读之同样带给人美的享受，还是佳作。可即使如杜甫等名家，我们今日反复传诵的，终究还有他的另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说明什么呢？只有思想性与艺术性两者兼得的诗，才能真正传唱不衰。相反，单纯追求艺术美的诗或许盛行一时，但终究难免沉寂下去。
中国传统诗歌进入近代以来，实际上已经渐变了样子。号称要继承汉乐府以来的诗歌精神的，做法的确是较之唐代新乐府运动，更为激进。可古典诗歌的味道却跑了个一干二净。即使是大家也不例外；号称要恪守传统诗歌精神的，则失去了传统的味道。总体来说，传统诗歌在近代以来的表现非差强人意不能形容。
进入当代，则更加连铺子都看守不下去了，要整个让人家抢了去。
于是，传统文化斯文扫地，传统诗歌创作成为学人的习作。既然是习作，当然是不尽完善甚至一错百错。可以说，传统诗歌在当代的发展一度演出了一场悲剧。整整一个多世纪下来，作品有，也不少，但成就难以望古代之项背。作为传统诗歌形式之一的《楚歌》，其创作的艰难困苦就不言而喻了。反过来说，创作勇气就更加不应怱视。不知柳忠秧是否曾想过：在一个诗歌越来越边缘化，而网络“梨花体”之流正日益以荒诞无稽，成为主流的时代，穷如斯心血，作如此长诗会不会不合时宜呢？
事实上，在诗歌语言之美正在被越来越粗糙的网络诗歌写作和越来越商业化的书写污染之后，通过类似柳忠秧《楚歌》、《岭南歌》这样的文字，我们恰恰可以重新唤回对诗意之美的沉醉与热爱。或许，这也正是《楚歌》一出世，便声震文坛的根本缘由。
楚人纵横捭阖，不拘小节，而柳忠秧乃是一真楚人，做人如此，做诗亦如此，做《楚歌》更是如此。他致力古诗复兴，却着意的是诗歌的元气精魂;他字字成韵，却不斤斤计较于格律的约束;他要追寻的，是那先秦汉魏的豪迈古风，是那李白的快意奔放，是那歌行体的自在自由。至于所有古诗体的规矩、平仄、格式，都是他杯酒成诗时，自由调遣的兵将，只是为他所用罢了。他一路写来好不痛快，那些格呀律呀的镣铐桎梏哪里管得住他？整首诗歌，只听得见他直抒性灵的声音。于是声如洪钟，气贯长虹，那些真心真情写成的诗，读来才特别的痛快，分外的抒怀。
必须看到的是，《楚歌》呼唤楚魂之余，更借此破古体诗与现代诗之争的纠结缠绕，籍全篇跌绕，籍全篇跌宕起伏的行文，去成就了学古而不食古的新古体的典型范例。柳忠秧不独追求不拘格套的文字张力，更苦于一份真情真性。于是，火力一触即发，乍见一团坚定之火在燃，是柳忠秧破除诗坛陋习意念 的一汇升华展现。
最难的之处是，《楚歌》能够承先启后，为古体诗开辟新境，将文化与现实思量损提至史诗格局，结构严整，行为落笔皆是神釆飞扬，而古体于新世纪璀璨生辉的夺目光芒，最是不同凡响。
当前的旧体诗坛应该大力弘扬这种新古体，才是恢复中华诗词的元气和精魂的正道。在这个时代的旧体诗坛，我们呼唤的是屈子的楚辞的婉转回环，我们呼唤的是李白的古风的奔放不羁，我们呼唤的是杜甫的歌行体的自由缒绻，我们渴望出现新时代的《北征》，新时代的《南山》......只有这样，只有从“豆腐干”一样的律绝体中走出来，旧诗才能在新世纪，重获新的蓬勃的生命。
以《楚歌》今日之成就对照新旧诗百年之争，更不由令人感到惭愧。新诗虽然日渐占据主流，活跃于网络，但即使是最早将新诗引进中国的民国诗人们也清楚地知道，新诗不是“汉语和中华文化的正宗传人，也从来不敢想象自已能够成为汉语和中华文化的最佳承接者。”新诗虽在我们身边，但它们根不在中国。因此没有无从，也不可能把汉语当成自已的家。即使生出过一些精彩的佳句，新诗也只是在漂泊，没有根，那么又如何指望新诗在今朝不会后继乏力，前途茫茫呢？
新诗如此，古体诗又如何？事实上，头巾气、纱帽气、市井气这种豆腐干式的写法，过去几十年的古诗写作中，随时随处可见。从行文格式看，是先束缚再写作;从诗歌精神上看，是先自宫再勃发。我们今日再读胡适先生的《新诗》，竟然还能感觉到字字句句鞭辟入里，不仅于当年，更于今朝。
那些还守着干体的古诗体作者们，该不该反思？
无论是诗坛的空气还是读者的肺部，其日复一日遭受如此脑残体，守旧体的伤害，早已超过了爆发的极限，呈现为诗歌必须解决的危机。过去不愿意的守旧付出代价，不愿意为抱残作出反省，累积到现在，出现了诗歌问题的爆发，造成了诗歌于新世纪的沉寂。
与危机爆发相伴随的，便是诗歌的未来。如果这些毒瘤得不到真正的医治，则有可能扩大化进而对诗歌的命运造成伤害。如果要解决所有这些诗歌陋习，就需要诗作者们以作品而非口舌之争，认真面对:如何从格律镣铐和半文半白中，摆脱出来，在城池尽失的悔痛中重新上路。
从这个意义来审视，如果你简单以为《楚歌》只是一时的古诗还魂，复古之作就错了。若真说复古，柳忠秧复的也是那畅快淋漓不拘于形的先秦汉巍之古风，复的是那醉太白挥斥方遒平交王侯的潇洒古意。这还不够，作者还要抛开业已陈旧的老套路，寻回身影模糊的真自由。当那气动千古的古诗真魂魄回归，便直令人宛如奔赴感观盛宴，或窥见天界的梵音，那气息，年代久有所思。套用现今一个流行词汇来说，《楚歌》在古诗复兴的奋力一跃中，又何尝不是完成了一次艺术的“穿越”。
如果说，互联网的大面积普及为诗歌恶趣味的传播创造了普世的基础，那么，柳忠秧的古诗新风于盛唐诗风的衣钵传承，以及今日网络上诗歌爱好者，人人欲读《楚歌》的喜人情状，不正是一次绝好的拔乱反正？因为《楚歌》已于无形中，为新古风提供了新世纪的创新文体。奔放火种，可以燎原。这一番作为，虽不足以彻底摆脱诗歌今日之颓势，但其势一日千里，早已是不可怱略的事实。诗歌作为曾经的流行，虽然延续至今，其内涵却早已透支和消解，公众也早已撕下，加诸诗歌身上的神圣标签。
我们唯有期待《楚歌》式的作品多些，再多些，去完成诗歌处境的又一次穿越，令诗歌回到盛唐那浩瀚宇宙。水流花谢，俯仰之间，古风似已为陈迹。在崇古之余，我们更庆幸后继有《楚歌》。诗歌风雨，飘零之下，大家更应努力。只因前路漫漫，更要前行慎重，不是抱残守缺，而要破釜沉舟，开出一条新路来。
郭军简介：
郭军，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薄贰钉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品牌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学研究院教育学院秘书长。曾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广东社会科学》《贵州社会科学》《北京文学》《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云梦学刊等报刊发表文艺评论文章和论文70多篇。先后出版了《郭军文集——评论卷》《文心与诗魂——郭军评论文集》《专著：断裂与融合》《以及长篇人物传记：泉之空间——陈之泉传》《屈玲妮的周庄世界》《惜荣如金——黄惜荣传》等27部专著，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省市文学征文金奖和一等奖。多次应邀赴国外访问和讲习。
柳忠秧简介：
柳忠秧：原籍湖北黄冈，成长于武汉；著名诗人、文化学者；中国城市文化主题词和国内旅游文化主题词及宣传语创作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曾获苏州市全球征集城市广告宣传表述词最佳人气奖与优秀奖等）；主要从事公益性文化、教育事业；云深书院山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高级访问学者；岳阳楼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文学顾问、北京城市未来文化艺术中心首席顾问、凤凰广州荣誉顾问、中国诗歌春晚文学顾问；是当代文化史诗创作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代表作有《楚歌》《岭南歌》《天下洞庭天下楼》《天下江山黄鹤楼》《哭长江》《向阳湖的历史天空》《圣美大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