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山刑事会见律师费用多少（刑事律师会见当事人的流程）

时间：2023-05-13 09:12:52来源：法律常识

为什么“蝶贝蕾”传销组织始终难以根除？

全文5934字，阅读约需8分钟

(更多新闻，请关注新京报微信公号：bjnews_xjb)

▲8月8日，天津市静海区王家楼村。一个传销窝点，人去楼空，联合执法人员正在现场查看。新京报记者尹亚飞摄

“蝶贝蕾”不是中国第一个传销组织。此前，依托美国传统奖金分配的“五级三阶制”，传销由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再北上中国大陆，一路攻城略地。

上世纪90年代，鞍山工人杨玉勇加入一家名为“武汉新田”的传销公司，并逐渐显露“领导才能”。

持续打击下，杨玉勇的团队发生裂变：一部分以虚拟公司名义活动，另一部分则依托实体企业，利用其品牌组建传销网络。

2006年，杨玉勇在山东淄博被批捕，从此退出江湖。

他身后，多个传销网络野蛮生长，其中一家名为“蝶贝蕾”，尤为猖獗。这一名称取自法语"belle"，中文意为“美丽”。

裂变，是“蝶贝蕾”发展壮大的关键词。反传人士介绍，该组织在全国各立山头的“裂变”式增长，并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发展至今，已与创始人没有直接联系。

▲新京报制图

━━━━━

起源

脱胎于传销组织“武汉新田”

“蝶贝蕾”的起源，与另一资格更老的传销组织“武汉新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传销人士李旭介绍，其创始者，最早可以追溯到“北派传销鼻祖”杨玉勇。

在反传销人士邹凌波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末，传销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传销”一词也没有负面意味，“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从国外传进来的先进的销售模式。”

那时，传销活动不像今天东躲西藏，而是以大规模公开宣传的形式存在。邹凌波回忆，其用作“壳”的产品类型不断增多，由单一的摇摆机(一种器械)，发展到西服、床垫、保健品等。

全民传销浪潮中，“武汉新田”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家，杨玉勇则是该组织的骨干。

李旭介绍，武汉新田脱胎于台湾兴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上世纪90年代，该公司用于传销的“爽安康有氧健康摇摆机”，曾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

“一台摇摆机售价几千元，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字。很多受骗者是普通工人、农民，被骗得负债累累，甚至家破人亡”。邹凌波说，随着传销在中国大陆的蔓延，其本质逐渐显露，因此出台法律进行遏制被提上日程。

1998年4月，国务院颁布《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严厉查禁各种传销和变相传销行为。

为规避风险，台湾兴田通过代理公司改变营运模式，在同时代其他传销公司相继停业破产时，其转入“地下”，以批发零售的形式蓄力。其中的佼佼者，即武汉新田公司。

李旭介绍，杨玉勇是辽宁鞍山人，当时为武汉新田东北系统“领导”。随着政府打击力度加大，传销由地上转入地下，由公开大规模授课、宣传，转为“老鼠会”形式，即现在常见的家庭式、小课堂授课模式。

2002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打传办警示，一些不法分子打着“武汉新田保健品有限公司”旗号，以帮助找工作或做生意等名义，将不明真相的群众骗往异地，诱使或胁迫他们参与变相传销诈骗活动。“提请广大群众提高辨别能力，防止上当受骗”。

公司遭打击后，杨玉勇曾带领团队加盟直销公司，试图漂白，但终因不能适应正规公司的发展思路被迫退出。

昨日，新京报（ID:bjnews_xjb)记者从天狮集团证实，2002年11月，杨玉勇带领团队加入天狮，成立阳光系统。但其团队“不能适应正规直销公司的发展思路，也不想按照天狮的要求做市场”。

阳光系统下属团队很快放弃天狮，继续进行传销活动，部分则“打着天狮的牌子、拿着天狮的产品来运作传销”。

公开资料显示，公安部2006年打击传销犯罪的“鲁剑”行动中，杨玉勇被山东淄博市检察机关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批准逮捕。

━━━━━

迷雾

蝶贝蕾公司与“蝶贝蕾”组织

出走天狮后，杨玉勇团队骨干大部分另起炉灶。李旭介绍，有的虚构一个公司，有的干脆冒用正规公司名义，组建非法传销网络，继续从事传销活动。

“蝶贝蕾”组织就在这一时期诞生，并在随后发展壮大，直至蔓延全国。

而作为一家化工企业，总部位于广州的“蝶贝蕾”公司，则一直在努力撇清与传销组织的关系。

▲“蝶贝蕾”公司在《广州日报》刊登声明称与传销组织无关。

李冬敏是广州蝶贝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他说，公司多年来备受冒名困扰。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蝶贝蕾公司成立于1999年11月19日，属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化妆品制造及销售等。

李冬敏介绍，公司名称“蝶贝蕾”一词，取自法语“belle”，中文意为美丽。

在李冬敏记忆里，2006年起，公司不断接到全国各地的咨询电话，询问其与一家名为“蝶贝蕾”的组织关系。甚至有人专门来公司参观，才表示相信公司“与传销组织没有关系”。

2006年，央视播出节目《疯狂蝶贝蕾，直击全国最大传销团伙》。李冬敏向当地工商、公安机关报案，并以公司名义多次发表声明，广州市白云区工商局经调查后，做出“与传销无关”的结论。

今年8月4日，白云区市场和质监局对蝶贝蕾公司进行现场核查，结果显示，“暂未发现该公司参与传销或为传销提供货源的证据”。

新京报（ID:bjnews_xjb)记者也从白云区区委宣传部证实，蝶贝蕾公司与传销组织并无关系。

李冬敏表示，不清楚传销组织为何会冒用公司名称，但多年以来已对企业声誉造成损害。

等“蝶贝蕾”传销案件破获后，他将委托律师对传销人员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

受挫

认购份额模式学生深陷其中警方打击多年

实际上，“蝶贝蕾”的传销形式还是以传统的“认购份额”为主。一路发展的“蝶贝蕾”，并非从未受到打击。实际上，警方的打击行动十余年来从未断绝。包括广东、山东、天津等在内的多地警方都曾对传销组织“蝶贝蕾”进行打击。

2006年3月，一场全国范围内针对“蝶贝蕾”的行动进行。山东《齐鲁晚报》报道，“蝶贝蕾”涉及全国60万人、20个省份，涉案金额达20亿元，仅公安人员掌握直接证据的A级头目就有1000多名，是彼时全国破获的案值最大、参与人员最多的一起传销案。

值得注意的是，揭开这一“大案”盖子的，同样与一名大学生相关。

武淑红时任山东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对11年前的这起案件记忆犹新。她回忆，2006年3月1日，青岛一所大学的学生，被疑似传销组织的成员骗至聊城。警方调查显示，这名学生的“上线”，是传销网络中的B级人物。

“警方查获两台电脑，还有这名B级人物的业绩单，根据这些信息，连续打掉3个窝点。”武淑红说。

对起获电脑进行破解后，聊城警方有了“意外收获”：这一传销团伙，实际是个特大网络，范围涉及全国，而用于传销的产品，即为“蝶贝蕾”化妆品。

2006年3月25日，在河北警方配合下，东昌府公安分局经侦人员根据掌握的线索，在石家庄将上述传销网络两名A级头目抓获。在查获的文件中，发现两个传销网络内部文件夹。

这些文件，无异于“蝶贝蕾”的通讯录。在对资料进行梳理后，警方辗转多个省份，并顺源摸至吉林省。

媒体报道，警方发现的数据库，包含326336名传销人员的体系表及业绩单，其中A级头目近400名，总涉案价值十余亿元。截至当年9月13日，警方共抓获A级头目31名、B级头目19名、C级头目62名。

今年6月至7月，静海警方打击多个“蝶贝蕾”团伙，7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拘。警方通报，这一传销组织规模庞大，等级森严分工明确，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参与者达7000余人。其中，在静海及周边地区发展传销人员达1600余人。

“这些涉传销人员，主要是在校生和社会待业人员。”武淑红说。

▲图片来自网络

在邹凌波看来，打击“蝶贝蕾”的难度在于，其在全国各地各立山头的裂变式增长，并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往往某地一个蝶贝蕾组织遭打击后，部分骨干分子转战他地，继续生根发芽直至壮大;或者一个组织内有骨干主动出去自立山头，发展壮大后与原组织并无直接联系。”

李旭也表示，“蝶贝蕾”发展至今天，与创始人已无多大联系，“要想根除难度很大”。

最新进展静海每天出动6000余人打击传销

8月6日，静海区组织开展打击传销的“凌晨行动”。新京报记者从静海区委宣传部获悉，截至昨日17时，静海区平均每天出动执法人员6000余人，累计排查出租房屋6557处，排查其他点位2997处，断水断电11处，张贴标语1281幅，入户宣传19900户，发放宣传材料13000份，累计收容教育127名传销人员。

▲昨日，天津市静海区打击非法传销专业队分三组查处传销窝点，清理了一些传销人员。

昨日上午，天津警方、静海区打传办联合多部门，分三组查处传销窝点。新京报记者跟随其中一组执法人员在王家楼村清理两处传销窝点，现场已空无一人。窝点内遗留的资料中，有个人简介、课堂笔记。新京报记者翻阅25份个人简介发现，其中有9份成员的学历显示为“大专”和“本科”。

传销窝点管理规定：领导的袜子每天洗

昨日上午，天津市静海区王家楼村一片寂静，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剩下的多为一些老人妇孺。

上午9时，天津市静海区打击非法传销专业队乘坐多辆警车进入了这个村子。

打传队员在村民的帮助下，用木梯攀爬进院墙，踏进屋子，迎面扑来的酸臭味让静海公安分局特警支队的现场负责人岳海鼻子一阵难受。

这是一间普通的一厅两室民宅，内部人去楼空。屋子旁的几张桌子上，散乱摆放着不少学生的毕业证、职业技能证书、求职简历。

数十张手写的个人资料中，不少成员学历一栏为“本科”、“大专”，记者翻阅前25张中，有9张的学历显示为“大专”或本科，年龄则在21-24岁之间。

屋子还能看到散落的传销人员听课笔记和扑克牌，随手翻开几页，上面用黑色的碳素笔密密麻麻写着自己的“致富心得”。

墙上还贴有一些规矩，如：下午领导来时，主动上前握手、打水、擦手;领导在家时，屋里的水半个小时换一次;进出门必须说各位老板辛苦了;领导的袜子、鞋子必须每天洗刷，车每天擦;领导的洗漱用品、衣服等必须全部认识;不可越级。

考勤记录显示，5月份，签到人数共有23人。在近3月的考勤记录表中，刘浩玉、余智庭、石友军、王尧四人的名字一栏备注为“死”，此后再无他们的签到信息。新京报记者采访当地传销窝点中的多名成员，对于“死”的意思，他们表示也不清楚。

▲昨日，天津市静海区王家楼村。一个传销窝点大门紧闭，联合执法人员爬梯子翻墙去开门。

传销笔记写“要成功先发疯”等语句

传销窝点中一个笔记本里，分章节记录了部分课程内容。记者观察发现，每一次笔记的第一段，均会写“今天行业是个100%成功的行业，50%做人，50%赚钱。你的改变有多大，你的网络就有多大、每天进步百分之一，100天就是一个成功者”。

课程内容包含“如何邀约”(带人进来)、“自身的态度”等内容。“如何邀约”一栏的笔记显示，有时间，有野心，做生意失败，赔了本想翻身，但不主动出力的人，刚毕业的大学生、怀才不遇的人均在可邀约之列。网上在逃犯、公务员、家中的顶梁柱、年龄大于27岁的则在不可邀约之列。

多本传销窝点的笔记中，有“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向前冲”等字眼。

讲述村民和传销组织共生的十年

没有村民具体说得上来村里到底有多少传销人员。但这座距离静海区政府直线距离不足6公里的小村庄，实际上早在约10年前，就有传销组织的窝点存在。

静海警方逐年的围堵清缴过程中，蜗居民宅内的传销组织与警方之间展开了互相拉锯的过程。在这其中，村民与传销组织之间则一直保持着一种精神默契，互不干扰，相安无事。王家楼村一付姓村民告诉记者，平日里这间民房进出的多为青年人，由于早起晚归，进出人数很多，附近的邻居都不知道屋子里具体有多少人。

禁闭的大门断绝了村民和传销人员的交流，几年前屋里还能传出鼓掌呐喊和口号声，近几年新的一伙人已经摒弃了这一思路，不论白天还是夜间都一律沉默，只有列队行色匆匆路过村道旁时，互相之间有几声低声的交流。

涉事民宅对门一位老妇人回忆，自己和对方之间几乎毫无交流，而双方唯一发生冲突的一次，是有传销人员来她家地里拔菜，“感觉这些人吃得不好。”

让她记忆深刻的两件事，一件是经常有家属哭哭啼啼地来村子里找人，但大多数空手而归;另一件事是有不少面孔，在被警方带走之后，又出现在村里。

实际上，涉事的民宅产权并非传销组织所有，伴随村里更多人搬走进城，不少村民也愿意“废屋利用”，将房屋租赁给别人，几经转手，最后落入传销组织手中。

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年男性村民说，警方好几年前就开始针对此类民宅进行过打击，抓人时“光着脚的青年满地跑”，跑走以后，没过多久又会卷土重来，出于畏惧举报后被报复，“惹不起还躲不起”的心态成为了更多村民的考量，日子在沉默中过去，形成了一种互相不愿捅破的平衡。

对话传销人员 “他们都说挺挣钱，但自己没挣过钱”

截至目前，静海方面累计收容教育127名传销人员。昨日记者采访了其中的两名，马山(化名)，山西大同人，20岁，西安交通工程学院大二学生，今年6月份进入静海蝶贝蕾传销组织，另一名叫王奎(化名)，22岁，河南人，去年底进入蝶贝蕾传销组织。这两个人都表示，原先以为在里面赚钱挺容易，但是进去后发现没赚到什么钱。

“最初只有四五个人，第二天有十三四人”

新京报：谁把你叫进来的?

马山：我一个高中朋友。我大二之后，面临实习的问题，我就跟我那朋友说“你给我找个工作吧。”今年6月底，他说帮我在天津找到了，我就过去了。

新京报：当时他怎么说的?他没说带你干什么吗?

马山：也没说啥，我也没问，我这个人心比较大，因为是朋友嘛，我也没太在意。

新京报：组织里有多少人?

马山：刚开始四五个人，后来第二天就增加到十三四个人。

新京报：你有没有怀疑是传销?

马山：怀疑倒没有，因为初中那会儿住的环境也挺差，农村出来的孩子，不在乎这种。

新京报：能挣到钱吗?

马山：我来得晚不清楚，他们都说挺挣钱的，但自己没挣过钱。

“至今已经交了三万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