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1 09:37:36来源：法律常识
年国强的衣柜里，有很多颜色和样式的上衣。他有时穿得像个电工，有时又像个快递员。
但他的真实工作和这些毫不相干。作为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情报中队四级警长，这些都是他在办案时常用的伪装。总有人说，他是看起来最不像警察的警察。
领导和同事习惯了他的在场。在雪豹突击队里淬炼过五年的年国强，遇到嫌疑人，敢冲，能抓，一个顶仨，大家都喊他一声“豹弟”；面对疑难的案子，他靠着自己研发的“天网 ”技战法，在层层数据和信息中抽丝剥茧，总能带领队伍迅速猎到目标，是人们口中的“年神”。
但家人和主治医生都习惯了他的缺席。偶尔在家吃顿饭，妻子也忘记准备他的碗筷。自2012年被确诊非霍奇金淋巴瘤以来，他总和医生讨价还价，把原本要十多天、分次输完的化疗药，压缩到两三天，有时工作太忙，索性推迟，眼见着身上成片的血管变成黑紫色。
2012年以来，年国强共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4000余人，参与破案数百件，侦破部督（公安部督办）案件51起，追捕命案逃犯100余人。在5月25日召开的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以下简称“大会”）上，他被评为“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
5月25日上午，年国强在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现场。 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年国强的自述：
“这个警察看着一脸正气”
大会前一天，我激动得睡不着。晚上九点多，八岁的儿子打电话来安慰我，“爸爸别怕，别紧张，我见老师都不紧张。”
其实我一个多月前就接到通知了，领导告诉我要去北京，接受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当时，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拟表彰对象的名单也公示过了，但我还是有点不太相信，毕竟全国有两百多万名公安民警呢，怎么就让我去了呢？我也没啥特别的地方。直到后来，让我去隔离，我才相信了。
出发前，我提前半个月剪了头发。俗话说“剪头三天丑”，刚剪完不好看，我算着日子，觉得那时候剪，到大会那天最好看。5月25日上午，我穿着一身警礼服，来到了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我很紧张，不光手心冒汗，头上的汗都快流下来了，我看其他人也一样。
我算是阜阳市首位、也是唯一一位获得这个荣誉的民警，对我们市公安系统来说，是个零的突破。那天，我几十个公安微信群、朋友圈还有抖音上，全是相关的报道、照片，有同事给我发信息祝贺，有的把报道里我的画面截图发给我。“恭喜”哗哗地涌过来，我又是一夜没睡着。
我把在现场拍的照片发给家人，妻子夸我挺帅，儿子、侄子、外甥都说我是他们的偶像。抖音上，我看到有个网友在我照片底下评论说，“这个警察看着一脸正气。”我挺开心的。
5月25日上午，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有序步入人民大会堂。 受访者供图
其实我不太爱讲这些荣誉，一是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再就是，所有成绩都是集体、大家的，光靠我一人根本做不出来。无论是侦查破案，维稳，还是疫情核查，可能在某个环节里我起的作用大一点，占了巧，荣誉就算到自己头上了。
这两天，我心情平静些了。在隔离期间，也忙些工作，可能不如在单位时亲力亲为，但大家遇到疑难案件时会给我打电话，一起探讨一下案情。比在单位时清闲了，我却觉得不适应，总觉得缺了点东西。时间过得也慢了，得掰着手指头算日子，我隔一会儿就看一下手机，看看有没有同事找我。
其实我不希望他们给我打电话，因为那证明有棘手的案子，要么危害程度高，要么情节曲折，都会牵扯大量警力。但一旦真有了，我又希望能打过来，我们一起商量，尽快破案，对被害人有个交待。案件最怕拖时间久，因为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了。
5月25日上午，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现场。 受访者供图
最不像警察的警察
加入公安队伍前，我在雪豹突击队当了五年兵，每天练攀登、搏击、射击，还要学些业务理论。一开始，浑身没有哪里是好的，到处是伤。后来适应了，还享受起来了。
我听部队的号角听惯了，退伍回家就想找个类似的工作，于是就去考警察。2010年2月，我考到了颍州分局刑事侦查大队。
一开始，确实遇到些困难。我和那些警校毕业的大学生不一样，人家专业知识牢，我算半路出家，在部队多年，文化课落下很多，理解能力也弱一些，领导讲一句话，别人很快明白，我可能要听两三遍。遇到不懂的，我自己查，也去请教。队里有老警带新警的传统，大家都是一人一个师傅，对我来说，基本所有人都是我师傅。
我就像一张白纸，给我什么任务我就干什么。去抓捕，领导喜欢带着我，因为体力、军事技能是我的强项，他说我一个人能抵三个。有一次，犯罪嫌疑人从网吧出来，和我擦肩而过，我一下子认出他来，撒腿去追，跑了40多米，把他从电瓶车上追到手。还有一次，嫌疑人跳窗逃跑，我追了两三里路，跟着他钻进一个玉米地，把他按倒了。我还跑到新疆快和蒙古国交界的位置抓过人，冬天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最后发现线索错误，抓了个“寂寞”。
大家觉得我挺拼的，都喊我“豹弟”，因为我是雪豹突击队出来的，年龄又最小。遇到大案，我吃住都在单位，最长的一次，在单位连续住了9天，每天就睡两三个小时。
工作中的年国强（右）。 受访者供图
我也受过伤，抓伤、咬伤、拉伤，也被刀划伤过手臂，挺多的。一次，我拉犯罪嫌疑人的车门，他一踩油门，把我拽着跑了几十米，胳膊脱臼了。真抓捕的时候没空去想是不是危险、对方有没有凶器。受伤了我也不和家人说，只说破了几个案，抓了多少人，像是脱臼了，接上就行了，妻子也看不出来。
很多时候，抓犯罪嫌疑人得有技巧，要迂回接近。我扮过路人、维修人员、外卖员，也和女同事假扮过情侣。我曾经光着膀子，在嫌疑人家门口晃荡，坐着等的时候，我也没那么注意形象，嗑着瓜子，斜着身子，怎么像混混怎么来，都是职业需要。
挫败也不少。一开始，法律知识是我的短板，办案证据整理得不扎实，卷宗就会被退回来，得重新补充。我就主动学习，看法律相关的书。
还有一次，抓嫌疑人，我被认出来了，人家就跑了。因为那段时间，我抓了不少人，辖区里八成以上的逃犯都被我追到了。每天晚上，看守所的人都给我打电话，“国强，今天送不送人？”没想到露脸露多了，还造成了麻烦，之前该戴个口罩的。
患恶性肿瘤后，从一线转到幕后
工作两年，我得了非霍奇金淋巴瘤。这个打击太大了，我当时真的不想活了。第一次化疗完，呕吐、掉头发、表皮出血，医生还说“不能保证治好”，需要长期化疗，我觉得人生没希望了。
但割舍不下的东西太多——梦想，家人。妻子当时还没和我结婚，但直接打包了衣服搬到我家，说要陪着我。慢慢地，我也接受现实了，就算要死，也得先干点事出来。
我做的是脑力活，大脑清醒就行了，身上的疼痛忍忍就过了。虽然化疗让我老是嗜睡，但碰到疑难案件，我也兴奋，注意力一集中，就什么也不想了，也睡不着觉。
大家都照顾我。办案的时候，让我打副手，不让我做主攻手，我不甘心。领导想把我安排到后勤岗位，但我在刑侦一线干了这么多年，突然把我调走，我能同意吗？
我性子烈、倔，浑浑噩噩一辈子和轰轰烈烈干几十年，我选后者。领导曾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当你退休的时候，能回想起自己办了几个有意义的案子，抓了几个让你印象深刻的罪犯，那就算没白干。”
工作中的年国强（左二）。 受访者供图
曾经有位被害人被诈骗了，那笔钱还是借来的。她没敢和丈夫说，怕起冲突。我们把案子破了，钱也追回来了，她来到我办公室，“啪”地跪下哭着给我磕头。我当时挺震撼的。见多了被害人的眼泪，将心比心，我就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多破点案子，挽回他们的损失。
但后来，肿瘤复发了好多次，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也不如以前，主治医生也快跟我翻脸了，说再这样下去可就难了。我现在身体也不好，消化系统不行，血管也坏了，很多地方都是紫黑色的。
2017年，我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转到了情报中队做幕后侦查。这个工作主要是给一线人员提供线索和支持，指引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侦查，比如嫌疑人大概是谁，在哪里，家庭情况怎么样，团伙有多少人。
之前在刑警队学的东西和这都没关系，得从头开始。公安内部的破案杂志，还有别人写的技战法和经验，都是我的宝贝。我学思路，总结每种案件该怎么破，怎么找切口。时间久了，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理论。
“年神”不是神
到了幕后，节奏是慢一点，但工作量比以前大了，有时候也得去抓捕现场。我一般六点起床，跑步四十分钟，七点到单位，吃完饭就打开电脑，看各单位发来的案件，进行串并，把线索捋顺，下午把整理出来的材料分发下去，也要问问一线单位有没有什么进展和变化，有就及时调整我的方案。我基本没有休假，其他单位有疑难案件了，周末我也加班帮忙。我闲不住，想弄点成绩出来。
我在家里客厅、主卧和次卧都分别放了一台电脑，主卧床头也放了笔和纸，想起来关键线索，夜里我也会爬起来记下来，第二天去单位求证。经手一个案件，我一定要打到源头才放手，要不然睡不着觉。
破命案的时候，我还会说梦话，念叨案子。有一次，我睡着睡着，突然嘴里喊“别跑”，还一脚踹过去，踢到妻子了。这都是她告诉我的。刚结婚那两年，妻子总抱怨我把她吵醒，现在习惯了，醒了就拉拉被子，翻个身继续睡。分析案情的时候，我常会念叨，如果我是嫌疑人，会怎么想、怎么办、去哪里，妻子说我整天神经兮兮的，还说我说话和审犯人一样。
其实，办案子就像打猎。我常和同事说，我们是猎手，要打猎物（犯罪嫌疑人），得先了解、熟悉对手，得知道案子的来龙去脉和牵扯到的人，才能发现、捕获猎物。
工作中的年国强（右）。 受访者供图
时间久了，我摸索出一套“天网 ”技战法——依托数据对嫌疑人进行精确定位，在破案和追逃方面，都很有用。今年，我们刚破了一个26年前的命案，也是通过这个技战法，溯源到了26年前的数据，进而确定了嫌疑人现在的身份。
案子破多了，也不兴奋了。前些年，破了一个盗窃小案件就激动得不行，和媳妇儿吹牛，让她喊我“神探”。
大家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年神”。可能我的经验多一些吧，但我不是神，我只是一个人，人总是要被超越的，战法也要不断更新，没有人会一直是权威。对我来说，书和案件才是“神”，那里面永远有新的知识等待探索。
“我在家里没地位”
对工作，我无愧于心，但对家人，我亏欠太多了。
父亲因病瘫痪十二年了，我有时候加班，忙一晚上回不来，照顾父亲的重担就落在妻子和母亲身上。她俩要伺候父亲翻身、大小便，父亲一百五十多斤，我妻子才90多斤，母亲今年60多岁了，硬着头皮、咬着牙才能挪动父亲。
我在家里是最没地位的，我也不敢提地位。他们吃饭，常常忘记给我拿碗。因为我回家吃饭的时候太少了，要么回得晚，他们都吃完了，甚至睡觉了；要么刚到家，一个电话又把我叫走了。
儿子要上二年级了，从幼儿园到小学，一次家长会我都没去过，上次陪他出去玩也是两年前的事。这次，我出来这么多天，儿子该吃吃，该睡睡，一点都不想我，他习惯了。
妻子是位老师。2021年，她有个外出学习的机会，但不巧，那时候我正忙一个安保任务。我是自私的，但还是挺没底地跟她说，你该去就去，家里我来照顾。妻子反问，“你能照顾什么？你能几点回来？”后来，她也没去。
我知道，家人是支持我的。儿子跟我说最多的，就是长大后想当警察。妻子常在儿子面前夸我，爸爸又破什么案件了，又拿什么奖章了，“他身上的奖章都快挂满了，你什么时候能和爸爸一样？”
现在，我的免疫力有恢复，但肿瘤还在生长。我需要定期做检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得化疗。有一次，我因为工作抽不开身，推迟了化疗时间，主治医生来骂我，说“你这个小孩儿真不乖”，我都习惯了。
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情报中队四级警长年国强。 受访者供图
从警十二年，我心态在不断变化。刚上班的时候，我想做得出彩；生病后，就想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一些，给社会留下点东西；现在，我只想多破点案子，多给被害人挽回一些损失，这也是我们公安机关的职责所在。
而且，从私人感情来说，我也想多打击一些犯罪分子。我是民警，也是父亲、儿子、丈夫，如果家人能在社会中生活得更有安全感，我也安心了。
人物简介：
年国强，38岁，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情报中队四级警长。曾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荣获“安徽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安徽省杰出人民警察”“安徽省公安机关追逃能手”等荣誉称号。
新京报记者 彭冲
编辑 刘倩 校对 贾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