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5 07:52:07来源:法律常识
饶曙光
诗仙李白曾感叹“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无疑点破了人生的要义。但面对化作尘埃的终极归宿,“悲”一定是唯一的情绪和态度吗?《人生大事》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该片视角独到地聚焦了“殡葬师”一职,并将宏大的生死议题,巧妙落笔于一段段微妙的情感关系中。此外,隐喻性的人物和细腻的细节设计,都让影片极具温暖现实主义的美学内涵和美学特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影片引发的热议,也振奋了受疫情冲击已久的中国电影市场,展现了产业维度的蓬勃生命力。
浓厚的市井烟火气息
相较于日本电影《入殓师》的静美和克制,《人生大事》洋溢着浓厚的市井烟火气息。浓郁且干脆的武汉方言,展现了一座城市的风土人情和角色个性。特别明显的是,主人公莫三妹(“三哥”)喜欢用“老子”代替“我”,符合武汉人的表达习惯,也契合其暴躁、粗鲁的人物定位。而小文吃饭时的一句“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既展示了武汉的饮食习惯,又体现了民间俚语的押韵趣味和儿童的天真可爱。甚至,当角色们发生争吵,方言同样突出了传递信息的优势和语言的感染力,并无理解上的障碍。如小文的舅妈分别与三哥、丈夫发生过两次争论,接连蹦出的方言短句让事件矛盾得以快速推进,小文一家的复杂情况被和盘托出,角色的精明也跃然于银幕。
在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方言虽然小众且拗口,背离着潮流,但其蕴含着特殊的地域文化、历史传统和生存状况,消解了全球化进程中人们被同化的焦虑,从而找到自我认同与归属感。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它将人物形象、地域文化、生活习惯和历史过往进行了最真实的呈现,让“现实”得以落地。
当然,标识性的方言与生活景观更为相得益彰。三哥经营的“上天堂”,藏于小巷之中,门楼十分狭小。随着三哥每一次业务的展开,观众更能感受到街头巷尾的日常状态。生活条件的朴素,使得小文外婆的发丧仪式只能在窗口对应的一方空地中举行,仅能容纳下几位亲属和邻居,棺椁被抬起后还需立马调转方向走出。因为空间的逼仄,每一户都竭尽可能地让有限的空间发挥出无限的价值。因此,三哥前往客户家时,常要穿行于巷子里的层层被单中。抑或是,清晰可见各家各户晒着鞋子的阳台,路口处堆满的枯萎的绿植、破损的箱子和晒干的艾草等。电影本身就是一个由多元社会文化元素构建而成的复杂生命体,它有着地缘文化的基因。《人生大事》中朴素的方言和生活景观,散发着市井烟火气,因而更能带动观众进入到讨论人生重要议题的语境之中。
隐喻和追问
《人生大事》不仅有着生活气息,更直击人心的,是其对死亡颇具锐度的思考,这一点通过隐喻设置和追问来达成。三哥和小文的人物关系,尤为值得品读。小文始终扎着双丸子头,拿着红缨枪玩具,是一个活脱脱的小“哪吒”。而三哥一直佩戴着一个金箍手环,并且时常穿着一条虎纹裤衩,是典型的孙悟空形象。受传统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影响,这两个人物形象不羁、叛逆的一面早已深入人心。而哪吒和孙悟空,则在《西游记》第四回中有了交集——哪吒奉玉帝之命,前去捉拿孙悟空,二人发生激烈大战,最终后者取得了胜利。
具体到《人生大事》中,小文从小被外婆抚养长大,根本不了解亲生父母,与舅舅一家的关系十分疏离。而小文也用哪吒一般不可思议的方式回馈着外婆,仅凭着一张用儿童手表拍摄下的照片,便大胆地穿梭于城市各个角落,终于找到了三哥,一直追问大家,那个装着外婆的“大盒子”,到底去了哪里。年幼的小文还不能完全理解死亡,只知道最深爱的外婆最终化为了袅袅云烟;那些甜蜜的过往,只能通过回放手表中的语音来回忆;那些深切的挂念,只能通过仰望星空来排遣。
看似混不吝的三哥,也与孙悟空一样,始终与社会格格不入。面对父亲的不信任、女友的背叛、社会的质疑,他也在不断追问,一再表示“想换个活法”,不愿意再从事殡葬业。当他看到同样无所依靠的小文,面对过往情敌老六的车祸惨状,以及处理父亲的丧事后,他重新理解了生与死,开始意识到自己和自身职业的价值。
不同于《西游记》,在三哥和小文的关系中,三哥才是被改变的那个。即使自己邋里邋遢,照顾小文的饮食起居,却绝不含糊;知道小文始终沉浸在失去外婆的悲伤中,就编了关于“星星”的童话安慰她,费尽心力修复好手表中的聊天记录;自己虽然叛逆不羁,但在小文学校的亲子会上却永远规规矩矩;还重新整理了门店,与小文一起为墙壁和面包车手绘了童话里的“星星”。而小文也会在有美食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给三哥;在莫老爷子打三哥时,挥舞着红缨枪保护对方;父子俩大吵一架后,她主动牵头,让两人得以解除隔阂。
以现实为根基,以温暖为导向
截至目前,《人生大事》累计票房已超过8亿元,创下了春节档后的票房新高,这一事实无疑能振奋并启示中国电影人:时代之巨变、中国之进步、人民之需求,都应该被广泛地关注和呈现出来。而该片也在为疲态尽显的市场,提供一个发扬温暖现实主义的样本。
该片从社会百态中寻找到了独特的素材和灵感,独具匠心地描摹了殡葬行业。首先,这一行业的操作规范都得到了完整呈现,如常规的整理遗容,法事念
词等。此外,从业者在社会中的现实境遇,也得到了真实的呈现。“上天堂”旁边的婚庆店老板不仅不准三哥的车停在巷子中,还十分瞧不起这一行业。即使诚信经营,专业过硬,殡葬师仍然会被人误会。小文的舅妈就毫无理由地怀疑,三哥他们偷走了外婆手上的戒指,即使后面真相大白,她又再次找新的借口斥责。
另外还可以看到的,是当下的家庭和亲情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中,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家庭的构成已然发生了改变,进而也导致了家庭伦理观的变化。在影片当中,三哥和小文之所以能成为彼此的依靠,正是因为各自原生家庭的残缺。三哥只有父亲和姐姐,彼此间的深度联系,还是房产事宜。小文更是从未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外婆去世后,舅舅一家对她弃之如敝屣,宁愿将其托付给陌生人。即使三哥和小文已经情同父女,但囿于收养制度,二人也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亲人。当二人不得已分离,三哥奋力奔跑,想在最后关头留下小文。而小文则在被亲生母亲带回家后,又重新跑回来找三哥,超越了传统的家庭和亲情观。
国人对“死”是讳莫如深的,《人生大事》的另一重现实意义,是对生死的讨论。影片谈及这一宏大且深刻的议题,并没有像存在主义哲学家提出的“向死而生”那般深奥,也不会如孔子论述的“未知生,焉知死”那样复杂,亦没有渲染“死如秋叶之静美”。相反,影片中的死亡,可以轻盈如小文心中的“一股烟”和“大盒子”;可以浪漫如最后的星星烟花,呼应三哥构想的“星星”童话;可以欢乐如生前给自己举办葬礼,并且配乐是《大闹天宫》的老大爷。影片娴熟采用了各类叙事技巧,确保了内容在坚持现实主义逻辑的同时,又具备高视听品质。
但仍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温暖现实主义”的基调和核心是“温暖”,并不等于“心灵鸡汤”,也不意味着是廉价的同情和乐观,更不能逾越常规逻辑和被刻意消费。影片最后,小文的亲生母亲突然出现,但这一人物,在情节线上毫无铺陈,也不符合现实情况。更需要警惕的是,如长期泛滥这种故事技巧,德勒兹曾论述的情动机制,很有可能转变为一种操作情感的逻辑——观众会因为故事或人物产生共情,但更容易在其中被规训,这于现实主义的再拓展和再创新都是不利的。因而,创作此类题材作品,还要从道德的和历史的两个维度来观照现实,要有对问题的直观表达,更要有自己的认知和考量。
无论如何,面对“人生大事”,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要有更豁达的人生理念和人生态度。
(作者为电影理论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来源: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