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14 23:42:29来源：法律常识
在看守所待了8年，山东临沂“投毒案”被告人任艳红回到家中。今年8月1日下午，任艳红收到了释放证明书。证明书显示，因临沂市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决定释放。
被关押8年的任艳红终于走出了看守所
2011年7月5日，案发当晚，临沂市费县上冶镇东岭村李忠山的妻子许永兰包了水饺，吃了之后，李忠山、许永兰和女儿李月抽搐倒在地上，送医后相继死亡，经诊断为毒鼠强中毒。时间倒退半年，2011年1月8日，李忠山7岁的儿子李浩在晚饭后也出现类似症状，被送往费县上冶镇中心卫生院，诊断为重症脑炎并发癫痫，于当晚抢救无效死亡。这并非李忠山家第一次发生中毒事件，自2010年8月至2011年7月期间，李忠山一家疑多次遭人投毒。
命案发生后，李忠山的邻居任艳红被警方锁定为嫌疑人。同年7月22日，任艳红被以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刑拘，8月17日被逮捕。2012年6月，临沂市检察院以任艳红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提起公诉。起诉书描述，2005年，被告人任艳红与本村村民合伙贩卖韭黄时，被李忠山胁迫发生性关系，后被李忠山多次纠缠、逼迫发生性关系。自2010年8月，为摆脱李忠山的纠缠，任艳红先后5次向李忠山家中食物及盛放食物的器皿内投放“毒鼠强“，致李忠山、许永兰、李月、李浩中毒身亡。
任艳红曾一度认罪，后又翻供。费县检察院2011年8月15日9时20分的讯问记录显示，任艳红供述“俺家东边隔两户就是李忠山家，两家关系较好，六七年前俺两家一起贩过3年蒜黄，贩蒜黄的第二年，李忠山威胁着我和他发生了性关系，以后便经常威胁我和他发生性关系，我不愿意，他就威胁我，并说给俺丈夫说我跟别的男人通奸，为了摆脱李忠山的纠缠我就打算把他药死。”而临沂市检察院讯问笔录显示，自2012年3月5日10时的讯问开始，任艳红开始翻供，否认自己投毒，不承认自己有罪，并称自己从来没有买过鼠药。
被关押在看守所的任艳红
在2012年9月一审和11月一审二次开庭时，法院审理认定任艳红对李忠山一家实施了5次投毒。
第一次，2010年8月9日10时许，任艳红携带鼠药到李忠山家中，趁其家人不备之际，将鼠药投放到李忠山家西屋桌上已开封的一袋“牛筋王”辣条中，致李浩食后中毒，在费县人民医院治疗后痊愈。
第二次，2010年8月24日8时许，任艳红携带鼠药到李忠山家中，将鼠药投放到李忠山家堂屋盛放稀饭的电饭锅中，致李忠山、许永兰食后中毒，在费县上冶中心卫生院治疗后痊愈。
第三次，2011年1月8日15时许，任艳红到李忠山家借住的本村村民任广金家的住宅（起诉书原话），趁其家中无人之际，将鼠药投放到西堂屋的方便面中，致李浩食后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
第四次，2011年6月6日8时许，任艳红携带鼠药到李忠山家中，向其厨房内盛放小麦粥的电饭锅里投放鼠药，致李忠山、许永兰、李月中毒，在费县人民医院治疗后痊愈。
第五次，2011年7月1日，任艳红从费县上冶镇王庆山鼠药摊上购买鼠药一包，同年7月5日16时许，任艳红携带该鼠药到李忠山家，将鼠药投放到李忠山家的水饺馅和锅中，致李忠山、许永兰、李月食后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
释放证明
对于上述指控，任艳红均翻供称自己无罪，此前的有罪供述是因为“公安逼我的，公安把我带到刑警队，不说就不行……”
2013年6月，临沂市中院认定任艳红为摆脱李忠山纠缠（胁迫发生性关系），先后5次投毒，造成4人死亡的后果，判处任艳红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任艳红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山东省高院于2015年10月认定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临沂市中院重审近两年，2017年7月认定事实未变，再次判处任艳红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任艳红坚决不服，再次上诉。
在上诉书中，辩护人李仲伟律师和袭祥栋律师认为，本案事关5次投毒、4条人命，任艳红不认罪、不赔偿，如果任艳红投毒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便李忠山存有过错，其余3口皆是无辜被害，判处任艳红3次死刑立即执行都不为过。2019年1月，辩护人李仲伟律师接山东省高院通知，因一审程序违法，任艳红案再次发回重审。
任艳红的哥哥告诉华商报记者，我们是7月2日接到检察院撤诉的消息，当时又高兴又难受。随后的这一个月，前往临沂四五次询问消息，基本上没有干活，真的是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她8月1日回到家后，身体状况仍很虚弱，目前养好身体是最重要的。
李仲伟说，我们律师认为，任艳红案有7大重大疑点无法排除——
一、关于审讯同步录音录像问题
本案侦查阶段9次讯问、费县检察院批捕1次讯问、审查起诉1次讯问，均未提供同步录音录像，这11次讯问笔录均被一审判决采信作为了定案根据。如此重大的“四口之家灭门案”，可能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的案件，一定有、也必须有同步审讯录音录像。案卷中有一份独立（非任何一份讯问笔录的同步）的审讯录像，虽然是被剪辑、整理、删改、选择性录制的，但至少能证实本案具备同录的条件，侦查机关也有同录的执法意识，那么只有一种解释，本案的同步录音录像被隐匿、拒不出示！
二、关于鉴定问题
1、鉴定资质
在案的7份鉴定意见中，没有一份附有鉴定机构的资质及鉴定人的资质证明。以辩护人掌握的情况判断，全国区、县级公安机关极少具备法医病理（尸体解刨检验）资质，费县公安局在2011年极有可能并不具备尸检鉴定（法医病理）资质，那么本案的四份尸检鉴定意见便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此外，最重要的毒物鉴定意见，是否也会因不具备鉴定资质，而不能作为定案根据？需要进一步核查。
2、毒物鉴定存在的严重问题
（1）毒物鉴定意见中，对被送检的检材没有附任何照片。无论提取的四被害人身体器官及胃内容物，还是现场提取的水饺、水饺汤、面粉、韭菜、食盐等，以及从王庆山处搜查扣押的的各种鼠药等物品，鉴定机构拍摄的相关照片均未出现在鉴定意见中。试问只有结论，没有鉴定物的照片，该如何对比判断送检的材料、样本来源是否被污染，如何对比判断鉴定对象与送检材料、样本是否一致？
（2）毒物鉴定意见中没有附任何在鉴定过程中形成的检验数据、检验照片、视频等鉴定过程资料，试问只有结论，如何审查鉴定程序是否违反规定，如何判断鉴定过程和方法是否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
毒物鉴定中的质谱图，是判定毒物有无以及毒物种类的关键依据，也是在鉴定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检测数据，必须提供，以备司法审查。著名的念斌案，就是因质谱图造假而被发现，最终案件得以平反。毒物鉴定意见不附质谱图，无法判断鉴定结论的准确性、科学性、客观性。
最关键的是鉴定意见没有附任何检材照片，如何确定“一盘水饺、一碗水饺是两种馅水饺，且是混盛的，两种馅子分别是韭菜豆腐、米豆（芸豆）肉，两种水饺均鉴定出了毒鼠强”。没有水饺的拆解（馅、皮分开）照片，仅凭借一盘和一碗完好无损的水饺（现场勘查照片），如何得出两种馅且是“韭菜豆腐、米豆（芸豆）肉”的检验结论？另外，本案鉴定了那么多的鼠药，没有任何照片，如何确认任艳红指认的“好猫鼠药”鉴定出了毒鼠强成分？？毕竟鉴定意见中还有其他两种且数量巨多的“好猫鼠药”并未检测出毒鼠强，而且所谓“自制好猫鼠药”也有两种，没有照片标注，仅有代号，如何区分“好猫鼠药”的种类？？如何判断含毒鼠强的“好猫鼠药”是任艳红指认的那种？
（3）从李忠山家提取、扣押的两个馅子盆，从任艳红家搜查扣押的刀片四把，为何不做鉴定？？毒鼠强属于剧毒物，粘在任何物品上，不宜去除、也不易挥发，既然任艳红供述，最后一次向两个馅子盆都投放过鼠药，且是用自家的刀片划开的鼠药袋，那么馅子盆和刀片上一定留有毒鼠强。对如此重要的物证，且需要印证任艳红供述真实性的物证，怎会不做鉴定？恐怕只有一种解释，馅子盆、刀片都送检了，没有鉴定出毒鼠强，与任艳红的供述相互矛盾，被人为在鉴定意见中忽略了。
（4）辩护人从现场勘查录像中注意到，李忠山家几十种农药被提取了，还有茶几上用过的卫生纸也被提取了，为何在提取清单中不列，也不进行鉴定？至少卫生纸很关键，如果死者食用毒鼠强，又用卫生纸擦拭过嘴唇（在案的证据显示：吴士国用卫生纸给李忠山擦拭过嘴唇），那么卫生纸一定能检测出毒鼠强，是否也是送检后没有鉴定出毒鼠强，而被人为在鉴定中忽略了？
另外，辩护了从现场勘查照片及录像中注意到，案发当晚李忠山家使用的餐具未被提取，前出厦檐下长条茶几上两个碗（一个空的，一个有半碗水饺汤）、两个盘子、三只筷子、一个笊篱，这些都是重要物证，如果水饺中有毒鼠强，那么这些使用的餐具上也应当能鉴定出毒鼠强，为何不提取、不鉴定？无法合理解释
（5）案卷中一个情况说明“毒鼠强对人体的致死量为5-12毫克，毒性大大，只做定性分析，不做定量分析”。但是，既然任艳红供述最后一次给李忠山家投放了一整包鼠药，鼠药是从王庆山处购买，侦查机关也从王庆山处查获了此种“好猫鼠药”，那么侦查机关至少要对单包“好猫鼠药”中的毒鼠强含量进行分析鉴定，来确认单包鼠药所含毒鼠强的数量，能否足以致死三人。如果单包鼠药鉴定毒鼠强的含量低于15毫克，那么王庆山的“好猫鼠药”便不可能致死三人。即便四被害人确定是死于毒鼠强，毒鼠强的来源也绝对不会是王庆山出售的鼠药，那么任艳红的供述自然不属实。
（6）尤为关键的是毒鼠强鼠药的同源性鉴定，为何没做？既然依据任艳红的供述（王庆山否认卖给任艳红鼠药），认定毒死李忠山一家四口的鼠药是来源于王庆山出售的自制“好猫鼠药”。王庆山自制“好猫鼠药”所含成分有“玉米粉、面粉、鸡蛋、葡萄糖粉、毒鼠强”，那么至少要对四死者胃内容物，以及从现场提取的水饺进行所含物质鉴定，分析是否含有“玉米粉、葡萄糖粉、鸡蛋”成分，以此确定鼠药的来源。如果经鉴定，不含玉米粉、葡萄糖粉成分，即便四被害人确定死于毒鼠强，毒鼠强的来源也绝对不会是王庆山出售的鼠药，那么任艳红的供述自然也不属实。
三、关于现场被破坏问题
据任艳红回忆：她与丈夫吴士国去李忠山家参与抢救时看到，前出厦檐下有一长条茶几，桌上盘子里有水饺，地上散落着水饺，一个笊篱里也有部分水饺，应该是吃着饭，一家“犯病”了。
据许永兰（华）母亲刘玉红证实：看到堂屋饭桌上有一碗水饺，桌子边的地面笊篱里有部分水饺，地面上三四个水饺，捡了三个水饺扔鸡栏里，把水饺碗和铁笊篱端到厨房的墙上，然后离开了。
现场勘查笔录及勘查录像显示：前出厦檐下有一长条茶几，桌上有个铁笊篱，但笊篱中没有盛水饺，厨房的墙上放着一碗水饺、一盘水饺，厨房小方桌上放着面盆和放碗筷的盆，水缸旁边有一不锈钢盆和一个搪瓷盆，两个盆看起来是干净的。
综合上述信息，得出现场被破坏的两大疑点：1、笊篱里面的水饺是谁转移到了碗里？；2、现场明显是被清理过，馅子盆看似被刷洗过，部分碗筷看似也被刷洗后规整到了厨房桌上的盆里，因为现场未刷洗的碗筷（一个空碗、三只筷子）不够三人使用的量。
四、关于水饺馅的种类问题
目前可以确认李忠山家案发当晚食用过韭菜豆腐馅的水饺，但是否有“米豆（芸豆）肉”馅的水饺，现有证据尚无法证实！这是案件重大疑点问题，直接关系到任艳红供述的真实性以及重要案件事实的认定，如果本案所谓的“米豆（芸豆）肉”馅水饺，全案定将不攻自破！
1、通过现场勘查笔录中完好无损的一盘和一碗水饺照片，无法确认是两种馅（韭菜豆腐、米豆肉）混盛的水饺。而且，侦查机关出具情况说明“混盛”，也不符合常理。既然是混盛，那么可能是混着煮的水饺，然而现实生活中，素馅和肉馅水饺没法混煮。因为素馅水饺煮熟了，肉馅的还未熟，又无法先将素馅水饺盛出来，等肉馅水饺煮熟了，素馅的水饺可能全煮破了，所以一般不会混着煮。
单凭一情况说明，解决不了两种水饺馅的问题，除非拿出“米豆肉”水饺馅和皮分离的照片，且能清晰的分辨水饺馅，才能确认有“米豆肉”馅水饺。
2、李忠山、许永兰、李月三人尸检鉴定意见中，胃内容物只有韭菜、豆腐，三人均未检测出“米豆（芸豆）、肉”。芸豆和肉相比较韭菜和豆腐，更难以消化，既然能检测出韭菜、豆腐，如果当晚三人中任何一人食用了“米豆（芸豆）、肉”馅水饺，怎么可能检测不出来？
3、辩护人反复观看了现场勘查录像，从地面上散落的水饺皮及馅，以及鸡栏内残余的水饺皮及馅，能清晰看到是“韭菜豆腐”馅的水饺，根本没有所谓“米豆肉”馅水饺。
4、证人李厚勇的笔录显示：案发当天下午，李厚勇从李忠山家离开前，跟许永兰说回家割肉包水饺，许永兰说她家包素的，想吃素的就留在她家吃素水饺，李厚勇离开了。以此判断，案发当天下午，李忠山家根本没有包所谓“米豆肉”馅水饺。
5、证人任艳证实：案发当天下午李月去她家取回了半碗存放在他家冰箱的肉馅。即便任艳证言属实，也并不必然推断出李忠山家包“米豆肉”馅水饺的事实。因为任艳仅仅证实了半碗肉馅，至于是纯肉还是米豆肉，并未确定，那么米豆（芸豆）是哪里来的？案发现场并未提取到芸豆。
另外，即便被李月取回的是半碗米豆肉馅，，也未必包了水饺，因为三人胃内确实未检测出“米豆和肉”两种物质。还有，侦查机关在现场勘查前，有多人进入过现场（许永兰父母、李忠山父亲），而且现场疑似被清理过，确定被破坏过（笊篱内的水饺已被转移至盘子里），那么不排除米豆肉馅被他人取走的可能。
五、关于“2010年8月9日任艳红第一次投毒致李浩中毒”完全是“假案”的问题
1、费县医院2010年8月9日至13日李浩的病历记载“下午16：20入院，患者发热头疼一天，走路不稳半天，无呕吐，诊断为重症脑炎、有机磷中毒……”。病历证实：李浩已发热头疼一天，也就是说上午便出现症状，并非因中午(10时许)食用有毒辣条所致。另外，李浩无呕吐，不符合毒鼠强鼠药中毒的表现特征。
2、案卷中“费县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部门对李浩该次病历的分析意见”，直接否掉了费县医院的病历诊断，实际等于认定费县医院诊断错误。然而，费县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部门，并非医疗事故及医疗过错鉴定机构，无权对医生进行的诊断做任何分析、评价，滥用职权出具分析意见，误导司法机关。
3、据任艳红的多份供述反映：8月9日上午10时许，李忠山在家，任艳红趁其不备，向牛筋王辣条上投毒。然而，在卷的证据（吴士存提供的用药明细单；刘玉红、李中生、李忠兰的证言）显示，2011年8月7日至9日三天，李忠山在田庄医院吴士存处输液治病，9日当天，李忠山接到李浩“犯病”通知，才从田庄医院赶回来的，可见任艳红的供述完全不属实。
4、辩护人已获取确切的证据线索证实：2011年8月9日上午7点至下午3点，任艳红在几十公里之外的马守如家打房顶，根本没有作案时间。足以证实“任艳红投毒致李浩中毒”是一起彻头彻尾的假案，也能间接证实“任艳红的全部五次投毒供述”均不属实。
六、关于“2011年1月8日任艳红第三次投毒致李浩死亡”完全是“假案”的问题
1、2011年1月8日，任艳红家打地基圈梁，任艳红开搅拌机和灰，一直忙到天黑。即便投毒，也不可能选在最忙的一天去，不符合常理。
2、任艳红的多份供述反映：任艳红看到许永兰领着李浩、李月去西河（喂猪），趁家中无人，去投毒。然而，了解许永兰喂猪情况的证人吴士芳却证实：李浩、李月、康康在家，许永兰一个人去喂猪，并不存在“领李浩、李月去西河”的事实。以此证实任艳红供述不实。
3、任艳红的多份供述反映：是用许永兰自家放在电视机后面窗台的老鼠药投毒的，这也完全不符合常理。任艳红怎会对许永兰家，而且还是临时借住的任广金家，放置鼠药的位置了如指掌？？完全不能合理解释。
更何况，李浩死的当晚，亲属们怀疑李浩可能误食鼠药中毒，陈秀生、乔玉善、赵祥柱等人去任广金家电视机后面的窗台上翻看过鼠药，最终排除了鼠药中毒的疑虑。常理判断，人命关天的大事，而且是因为怀疑鼠药中毒才去查看的，又是多人结伴而去的，绝对不会随便看一眼完事，一定是认真翻看鼠药是否开包、是否动过，最终确认未开包、未动过，才排除了全家的疑虑。
4、任艳红的多份供述反映：是向西堂屋煤气灶上的炒瓢里煮好的方便面里投放的鼠药。然而，证实“方便面情节”的唯一目击证人吴士芳，在三次证言中证实：在堂屋内四方桌子上放着一碗煮好的方便面，许永兰端着去给李浩热的。“煤气灶上炒瓢里方便面”与“桌子上碗里方便面”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案件事实，这个重大情节完全能够证实任艳红的供述不实，这个重大情节也足以证实“任艳红投毒致李浩死亡”是一起彻头彻尾的假案，也能间接证实“任艳红的全部五次投毒供述”均不属实。
七、关于“任艳红第四次投毒致李忠山、许永兰、李月中毒”完全是“假案”的问题
1、据一审判决认定“2011年6月6日8时许，任艳红向李忠山家厨房盛放小米粥的电饭锅中投放毒药”。作为剧毒性毒鼠强鼠药，食用后会立即出现症状。然而，在案的病历资料显示：李忠山于6月6日至8日在田庄医院吴士存处输液治疗，于9日至16日在费县医院住院治疗；李月于6月10日至18日在费县医院住院治疗；许永兰于6月14日至18日在费县医院住院治疗。如何解释“李忠山最先出现症状治疗，4天后李月出现症状住院治疗，8天后许永兰出现症状住院治疗”，即便三口都是中毒，也明显不是同一时间中毒，三人食用毒鼠强后不可能潜伏几天，先后发作，完全无法合理解释。
2、在卷的证据显示：李忠山分别于2010年8月7日至9日，2011年6月6日至8日，两次在田庄医院吴士存处输液治疗，而且用药相差无几。为何偏偏认定2011年6月这次是中毒所致，那么2010年8月这次又如何解释？认定李忠山中毒是否随意性太强？
3、一审判决为印证第四次投毒的具体时间是2011年6月6日（农历五月初五）8时许，还认定该日任艳红同任广义去巨民庄打房顶，而且上午10点多才出的门。然而，辩护人已获取重要证据线索，证实任艳红与任广义到居民庄打房顶日期是在6月8日，且一早7点左右便已出门。虽然，不能证实6月6日任艳红的活动踪迹，但足以证实一审判决的认定事实错误，任艳红的供述不实。“任艳红投毒致李忠山、许永兰、李月中毒”是一起彻头彻尾的假案，也能间接证实“任艳红的全部五次投毒供述”均不属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