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缉档案3去北京（刑事侦缉档案3bgm）

公安部《啄木鸟》杂志的“尘封档案”系列，讲述了建国初期的一些大案、要案，故事情节曲折精彩，同时，也给世人以警示。

一、黄包车劫案

　　广州别名“五羊城”，又称“穗城”。传说周朝时广州遭灾，民不聊生。一日，南海上空飘来五朵彩色祥云，上有骑着仙羊的五位仙人，仙羊口中衔着五色稻穗。仙人把稻穗赐予百姓，祝福当地永无饥荒，然后留下五只仙羊飘然而去。从此，广州果然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这段传说使广州有了“五羊城”、“穗城”的别名，而五羊石雕则已成为广州市的第一地标。

　　1950年4月11日上午9点，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走进西山区的一家私营银行，从坤包里取出一本存折，对柜台内的职员说要提取一百万元(按：此系旧版人民币，相当于后来使用的新版人民币一百元。下同)。

　　这个姑娘名叫陈敏君，系私立“真民小学”老师。陈敏君出身于富家，父亲陈逸臻系吉隆坡归国华侨，在广州、香港、澳门都有产业。陈家祖上三代都在吉隆坡经商，直到1930年陈逸臻继承了父亲的财产后，才离开吉隆坡回到广州定居。陈家在吉隆坡也算大户人家，家里雇佣了多名杂役、女佣。回国前，陈逸臻决定遣散下人，给每人发放一笔遣散费。其他人都接受了，只有四十八岁的老黄坚决不受。老黄是陈家的杂役，他家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替陈家当杂役了。他对陈逸臻说，我父亲临终前当着老爷(指陈逸臻的父亲)和少爷您的面叮嘱过了，不论东家有什么变故，让我都不能离开少爷您，如今少爷要去广州，我自然得跟去随侍。

　　就这样，老黄带着妻子跟随陈逸臻到了广州。夫妇俩结婚多年，从未生育，只道命中注定应无子嗣，也就死了心，哪知到了广州不到一年妻子就怀孕了，来年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老黄夫妇认为这与他们随陈逸臻到广州不无关系，是陈家给他们带来的送子福，于是对陈家更是感激涕零。

　　陈逸臻虽然定居广州，但因为在海外有产业，所以常年在外奔波。时势渐渐紧张之时，像他这样的人获得消息的渠道当然要比一般资本家多些。他知道国民党是守不住广州的，生怕老黄一家三口还跟着自己不大妥当，于是就在一年前决定让老黄离开他家自立门户。当时，老黄已经年近六旬，早已不干活而靠陈家养老了，陈逸臻就送给他们一幢平房，另给一笔安家费，加上他们的积蓄和在中药店当店员的儿子的收入，一家三口足可过日子了。

　　昨天，老黄去拜访东家，送去了一份大红请柬，原来他儿子要结婚了。陈逸臻为老黄高兴，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决定赠送一笔款子作为贺礼，于是，今天早上他就吩咐女儿陈敏君到银行提取一百万元现金回来。

　　然而陈敏君走进银行的时候却没有想到，身后有一双贪婪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她。她，即将成为系列抢劫案的第一个受害者!

　　解放前，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广州城治安之乱，全国范围内大概难有哪个大城市可以与其比肩。解放伊始，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更是案件频发，最多时一天内全市发生的抢劫、盗窃案件竟然多达上百起!本案发生时，广州已解放半年，经过军方、警方的不断打击整治，治安状况已经有所改观，但寻常百姓出门时如携带较多钱钞或者贵重细软的，那还得小心在意，一不留神也许就会破财，弄不好连命都得搭上。

　　陈逸臻正是出于这种因素的考虑，所以特地关照女儿，从银行取了钱款回家时，一定要坐车，中途不要再到其他地方去，直接让车夫把她送回家。陈敏君很听话，取了钱款出了银行大门后，就站在那高高的台阶上不移步，正好看见有一辆黄包车从马路对面经过，是空车，于是便抬手打了个手势。黄包车就穿过马路在台阶前停下。

　　车夫是一个中高个头的汉子，不胖，看上去很结实，穿着一身黑色洋布衣衫。广州四月天的阳光已经有点儿厉害了，他头上戴着一顶草帽，帽檐压得比其他车夫似乎低了一些，所以陈敏君只看见了他的下半张脸，留给她的印象是这人有一张很宽的嘴巴，下颏稍稍有点儿凸出，当时心里还闪过了一个想法：这人的下颏肌肉这样发达，牙齿一定厉害，吃肉啃骨头是一把好手，嘻嘻!

　　陈敏君上车后，车夫把座位后背的那个可以调节的油布活动罩拉上。陈敏君轻声道谢，并且告诉车夫她要去的目的地。车夫点点头，拉着黄包车就小跑前行了。

　　从银行到陈敏君家路不算远，大约一千六百米左右，不过七拐八弯的有点儿曲折。黄包车拐过两个路口后，往前行了四五十米，马路右侧有一片很大的空地，空地上有三棵大树。车夫忽然一个拐弯把黄包车朝空地上拉，陈敏君发现后有些吃惊，问这是干什么。车夫没有吭声，黄包车已经在一株大树下停了下来。停车的方向是有讲究的：之前撑起的那个油布活动罩正好对着马路和右侧，因为马路上有车辆行人，右侧有几个卖蔬菜的地摊。

　　陈敏君此时感到有些不对头，但她想这棵大树离马路和菜摊不过十来米距离，又是青天白日，车夫即便想抢劫，只怕也没这个胆，她只要张嘴嚷一声，人们就会拥过来的。她厉声质问车夫：“你要干什……”就像寒冬腊月迎面刮来了一阵猛烈的西北风，下面的话一下子给生生地咽回了喉咙，因为车夫的左手已经摘下了头上的那顶草帽，很自然地斜斜地拿着，正好挡住了右手那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刀尖对准了陈敏君的咽喉!

　　车夫脸上的神情是陈敏君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这种拦路抢劫随时准备杀人的当儿，他竟然一脸的笑容，就像正在马路上走着忽然遇见了一位多年不见的好友，情不自禁地露出一种久别重逢的欢愉，甚至说话声调也很阳光，不过说出的内容可以使人一直冷到五脏六腑：“敢吭声!死!把手表、戒指都摘下来放包里!包，放车上；人，下车!背对马路在这块石头上乖乖坐着!快!”

　　陈敏君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什么马路、菜摊离她不过十米的想法都被屏蔽了，只是下意识地给自己下达了一个指令：照办。

　　陈敏君乖乖地下车坐在树下那块大石头上，黄包车离开好久，她还坐着不动。事后回想，这倒不是胆小，而是蒙了!

　　大约十分钟后，那边卖菜的几位摊贩无意间看见了一直坐着不动的陈敏君，觉得不对劲儿，过来一问，这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赶紧报案。

　　广州市公安局西山分局接到报案的时候，这辆黄包车的车夫已经犯下第二起抢劫案了——

　　第二起案件的受害人是个四十岁的男子，名叫季端方，是“益众楼”的老板。“益众楼”是一家有着两层三开间门面的中等档次的饭馆，始于清朝咸丰年间，传到季端方手里已经是第四代，也算是老字号了。季端方开着饭馆，自己还有一手祖传的烹饪手艺，烧得一手好粤菜，既是老板又是兼职大厨，厨房里忙不过来时常常自己下厨掌勺。当时的厨子几乎都是胖子，即使不偷吃菜肴的君子厨师据说也被油烟熏出一身脂肪。可是，这位季老板兼季大厨却是一个瘦子，不单瘦，而且脸色也不好，是那种俗称的“面黄肌瘦”，他本人也觉得身体似乎很差，当老板当得非常吃力，经常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但他是一个生性节俭的人，尽管开饭馆颇攒下了些银两，但就是舍不得花。直到最近，一位在北方的老友来广州办事顺便登门拜访，见状大惊，反复叮嘱他必须找个医生看看，这才促使他下决心破费一下。

　　季端方找的是一位姓唐的中医，这位唐郎中也经营着祖传了数代的诊所，在广州稍稍有些名气。他对季端方的诊断是：肝病，肺也有疾。用西医的说法，差不多就是肝炎加肺结核。这要在今天，季老板的饭馆就得关门了。但那时对于餐饮业的卫生和疾病防控还不像现在这么严格，甚至季端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的健康状况会对顾客造成怎样的影响。

　　既然有了病，那就得看；看病要花钱，所以不但不能关店，还得招揽更多生意。季端方要挣钱，唐郎中也要谋生，加上医家悬壶济世的好德之心，所以他对季老板很关心，别的病人去看一趟开七帖药吃一个星期，季老板是看一趟开三帖药吃三天。这天，又是看病的日子，季端方去唐郎中的诊所看了病，拿了药方离开，出了巷子招了一辆黄包车。不幸的是，这辆黄包车正好是刚刚抢劫了陈敏君的那辆。

　　接下来发生的情况，跟陈敏君的遭遇相差无几，也是拉了两个路口后亮出匕首打劫。不过，打劫的地点不是在空地上的大树下，而是在一条两侧都是大户人家高高围墙的空无一人的巷子里。据季端方说，黄包车一个拐弯进了这条空巷子，他就意识到大祸临头了，立刻厉声喝问：“你想干什么？”

　　车夫回答：“车坏了，修一下。”

　　说话间，车停了，接着季老板就看见了“寒光闪闪”，他的反应跟女教师陈敏君有所不同，大脑没有“一片空白”，而是有正常思维的，这个正常思维是：我要活下去!

　　在这个思维的指导下，季老板按照对方的指令，交出了身上所有的东西：现钞、挂表、眼镜、戒指和项链，还有那纸唐郎中刚刚开给他的处方。季老板身上带的现钞没陈敏君多，不过二十多万元，但他的损失远比前者大，因为挂表、眼镜、戒指、项链都是24K金的。前面说过，季端方是一个节俭的人，以前他根本没用这些24K金装饰过自己，连结婚时戴的那枚戒指也是假货。这次被诊断出生了两种内脏顽症之后，他去算了命，根据算命先生的指点，特地置办了这几样24K金驱邪，没想到此举反倒把大邪引来了。

　　这回，车夫大盗可能觉得收获颇丰，所以也玩了把慷慨，竟然连黄包车也不要了，转身就走。季老板还没有蒙，正要叫嚷，背后脚步声复起，车夫去而复归。季端方以为对方改了主意，要财也要命，正吓得浑身颤抖时，车夫把一张纸放到他手里后离开了。

　　这张纸就是唐郎中开给季端方的新方子。

　　少顷，季端方狂呼“打劫”，终于引起路人的注意，拐进巷子一看，却又觉得不可思议：广州这段时间不知发生过多少抢劫案，眼前这一幕却是从未见过的，受害人稳稳地坐在黄包车上，车夫却不见踪影，强盗更是不知去向。

　　不但路人不解，连派出所民警接到报案后也一头雾水，仔细问了季端方这才弄明白，于是急报分局。

　　如果放在现在，不到半个小时内在一个派出所的管段内接连发生两起抢劫案，那警方肯定会大吃一惊。但在当时，分局接警人员对于此类情况经历得多了，所以并没有大吃一惊，冷静地听派出所这边简述案情后，说二十分钟前已经接到过另一报案了，看来案犯是同一个人。你们先把现场看起来，黄包车也看住了，一会儿会有刑警过去勘查的。

　　前往第二起案件现场勘查的两名刑警，就是刚刚勘查过第一起抢劫案现场的那二位。这是两个年轻刑警，都二十二三岁，分别叫金永丰、解秋生。前者是广州人，国民党警察局留用警员；后者是河北人，原是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的一名班长，参加了广州战役，广州解放后被抽调到地方当了一名刑警。金、解两人虽然年轻，从警时间都不算长，但半年来在案件频发的广州得到了相当多的历练机会，具备了寻常年代起码干了数年侦查工作才具有的经验。两人勘查过现场后，拉上那辆强盗遗留的黄包车，带着受害人季端方一起去了派出所。那里，第一起抢劫案的受害人女教师陈敏君还在坐等接受刑警询问。

　　那时也没有询问必须有两名警员在场之类的规定，金永丰、解秋生两人急着要破案，同时也不想让受害人久等，因此就每人一个分别询问了案子的情况。案情听上去似乎不大复杂，但因为问得细致，所以还是费了一些时间。反正到送走两个受害人时，派出所这边已经开饭了。

　　金、解二人和派出所长以及几名警员一起吃饭时，顺便聊了聊这两起抢劫案的情况，认为可以从寻找黄包车的车主着手调查。当然，按照规定的程序，像这样的案件必须立案，所以，他们还得先回分局向刑警队领导汇报情况，领导批准立案侦查后，方可正式开展工作。

　　刑警队领导听了金、解的汇报，说这两起案件看来不能小觑啊!为什么？匪徒的作案方式在广州地面上从未有过，作案手法又是如此从容老到，看来这主儿是个惯犯——从外地流窜来广州的惯犯。这种惯犯若是不迅速予以打击的话，他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一定还会继续进行类似方式的犯罪，那还不乱了套？人民群众还敢单独外出办事？大家迎解放，迎来的难道是这种惊慌？所以，这两起案子就不能单单从刑事犯罪的角度去看了，而是需要提升到政治的高度。这不是批不批准立案的事，应该马上向领导报告。

　　分局领导闻知案情后，同意刑警队的看法，指示即刻组建专案组侦查。由于警力紧张，侦办这两起案件，专案组一共也就三个刑警，除了金永丰、解秋生外，另外还派来一个刑警朴崇襄。朴崇襄是朝鲜族人，中共党员，来广州前曾在哈尔滨市公安局当刑警。解放军南下时，他被作为公安力量抽调出来，到了广州就留下不走了。

　　朴崇襄在哈尔滨参加过一些刑事案件的侦查，但对这样的案件也是闻所未闻。他赞同金、解两人关于先从追查黄包车车主着手开展调查的观点，说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开始行动吧。

　　找黄包车的车主应该是很容易的，因为黄包车、三轮车都是有牌照的，只要一查牌照号码，再去交警队看一看档案资料就行了。刑警打了两个电话，就弄清楚涉案黄包车的车主是长寿区“三鑫车行”老板许三鑫。又查到了车行的电话，打过去一问，这位拥有几十辆黄包车、三轮车的许老板对自己的财产看得很紧，竟然不用查看记录就能说出他的每一辆车的牌照号码。当下听刑警电话里一说号码，就说这辆车确是本行的，是包租给车夫刘三儿的。那么，刘三儿此刻在哪里呢？许老板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他找了铺保来租了车，每天晚上到我这里来付当天的租金就是了，其他事情我不管的，也管不了。

那么，刘三儿在哪里呢？此刻他已经走进了西山分局的大门，直线距离跟专案组三位刑警所在位置不过二十来米。

二、串案并侦

　　刘三儿三十挂零，广东从化人氏，到广州拉黄包车已经有七个年头。他跟“三鑫车行”合作了五年有余，从劳资关系来说，还是较为融洽的，因为他从来不拖欠黄包车的租金，逢年过节也知道给老板许三鑫送上点儿小礼品。因此，许老板对他印象还不错，租给他的黄包车总是属于车行里第一流的那种。如果车行购置了新车，许老板首先会想到刘三儿。新车旧车破车在招揽乘客方面差别很大，直接关系到车夫每天的营业收入。刘三儿是一个老实人，尽管拉黄包车不是一桩省力活儿，但他觉得有这样的待遇，应该知足了。他经常对老婆说，在拉黄包车的这些人中，我刘三儿的运气还算是好的。

　　可是，刘三儿的运气到了今天就拐弯了，用他的话来说，倒霉到家了——他的黄包车竟然丢了。

　　今天早上7点多，刘三儿就把黄包车拉到马路上开始营运了。他拉着空车转悠了没多久，就接到了一个活儿，那是一个老太太，要去定胜巷女儿家给外孙庆贺十岁生日。这个活儿不错，老太太先让刘三儿把车拉到糕团铺子去取昨天预订的糖糕，然后又到面店去拿预订的长寿面，转了一阵儿最后才去定胜巷。刘三儿跟老太太说定的车资是五千元，拉到定胜巷时大约花去了半个小时，他心里喜滋滋的。

　　定胜巷是一条形状有点儿奇怪的小巷子：两头各通祺德路、玉带街，但不知两侧的住家和工厂围墙当初是怎么构筑的，巷子竟然呈喇叭形，一头宽，一头窄，宽的那头可以并排拉进去两辆黄包车，窄的那头却只够推一辆自行车进去。老太太的女儿家靠近窄的那一头的玉带街，所以黄包车走的也是玉带街那条路线。这样，刘三儿就只好把车停在巷子口，然后帮老太太把寿面、糕团和她从家里带来的其他礼品都拎上，给她送进门。

　　这种服务形式不仅仅是刘三儿的个人行为，而是那时黄包车、三轮车行业不成文的行规，所有车夫都是这样做的。刘三儿一点儿也不担心黄包车是否会被人拉走，他干这一行已经七年，不但自己没碰上过这种情况，连听也没听说过。可是，他不担心的情况今天却摊到了头上：前后不过两分钟时间，等他把东西替老太太送到女儿门上，收了车钱返回巷口时，黄包车居然不见了!

　　刘三儿尽管吃惊，但还不至于惊慌失措，他以为是哪个半大不小的顽皮小子出于好玩心理，把车子拉一段路体验体验。可是，他站在路边东张西望，却没见他那辆黄包车的影子。于是这才开始着急了，便向巷子口那家水果店铺的店主打听：您看见谁把我的车拉走了。店主说对不起我没留心，刚才我正给顾客称水果做买卖呢。又去问对面的南货店，两个店员也说没有留心。

　　刘三儿暗叫不好，二话不说拔腿就跑。去哪里？他没想到报案，解放才半年，老百姓碰到这种事儿还没习惯向警察求助，他按照以前的习惯思维，先自己寻找。

　　就这样，刘三儿马不停蹄在大街小巷寻了几个小时，没有任何收获。最后，筋疲力尽地瘫坐在马路边上，越想越着急，又没什么主意，只有双手抱头“呜呜”哭泣的份儿。这一哭，引来了路人的围观。一围观，又引起了在街头执行巡逻任务的公安总队(解放军编制，相当于后来的武警)巡逻小组的注意，过来查问，知晓情况后给予指点：马上向辖区公安分局报案。

　　定胜巷在西山区，所以刘三儿就来西山分局报案。刘三儿走进分局大门时脸上还挂着眼泪，不过，马上就破涕为笑了。因为他一眼就看见院子里的围墙前停着他那辆丢失的黄包车，于是二话不说，上前拉了就想走。正好二楼一间办公室的窗口前有个警察倚着窗口在抽烟，见状马上大喊：“喂!你干吗？这车是你的吗？”

　　刘三儿冷不防吓了一愣，随即理直气壮地说：“怎么不是我的？这车就是我的——我向‘三鑫车行’许老板租的!不信你去问!”

　　专案组三位刑警的办公室就在底楼，这番对话自然听得清清楚楚，不禁大喜，于是就把刘三儿请进了办公室，请他讲述丢车的过程。

　　然后，另有内容要向刘三儿了解：你出车后是否留心过被人跟踪了？在定胜巷口停车时，是否发现有可疑对象在窥视你的黄包车？

　　刘三儿很愿意配合刑警，这倒不是指望刑警抓住把他的黄包车拉走的那主儿，而是出于对公安人员的感激，所以想尽力帮助刑警。可是，这两个问题他确实都不清楚，于是就只好遗憾地摇头了。

　　刑警也非常遗憾地摇头，寻思刘三儿是靠拉车糊口的，今天只拉了一趟活儿，还是赶紧让他走吧。当然，走之前还得做一份简单的笔录，并且让刘三儿留下指纹，以便和从黄包车上提取到的指纹相鉴别。

　　送走了刘三儿，三个刑警议了议，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步进行调查：一是去向两个受害人再次了解情况，重点是关于案犯的细节；二是去向定胜巷口玉带街上的店铺、住家调查，是否有人见到过劫匪窃走刘三儿的黄包车。

　　三个刑警分三路前往调查，待到他们返回分局汇总各自调查到的情况时，已是下班时候了。对于专案组来说，有这么一件案子压在肩上，当然不可能下班，三人去食堂打了晚饭，拿到办公室边吃边谈。

　　金永丰去玉带街调查，没发现什么线索。朴崇襄走访女教师陈敏君，也是一无所获。另一位刑警解秋生的运气好些，他走访的是第二宗抢劫案的受害人季端方。季老板生性节俭，但他有一项消费却是节省不了的，那就是坐车。他当着饭馆老板，又客串大厨，还承担了饭馆的进货，是个既懂经营又有技能的全能型餐饮业人才。由于饭馆不小，所以无论作料还是原料，都是批量进货，他就只好雇黄包车、三轮车。季老板是个细心人，多年黄包车坐下来，他能够分辨出车夫从业的时间。他向刑警解释：拉黄包车是有讲究的，不但步法有讲究，身法也有讲究，步法、身法合格，黄包车跑起来就平稳，不但车夫自己省力，坐在车上的乘客也会觉得舒适。季老板坐黄包车时间长了，能够感觉得到车夫属于哪种技术档次。现在回想起来，今天这个强盗拉的车子，不像老车夫的路数，但也不是新手，这厮的拉车水平应该属于那种会拉黄包车但拉的时间不是很长的从业时间在半年左右的车夫。

　　专案组有了信心：既然作案者具有黄包车夫的经历，那就结合其形貌特征向本市黄包车行业调查就是。拉车的是要向车行租车的，即使作案者已经不干这一行了，但车行方面对于曾经租过车子的对象肯定会有印象的；况且，车夫之间也不乏熟识的圈子，像滚雪球那样一个个滚着调查，想来还是比较乐观的。朴崇襄决定：明天上午开始分头进行调查。

　　当晚，三人就睡在办公室里，临入睡前，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明天竟然未能实施。

　　第二天上午，专案组三刑警刚要出动，却接到刑警队领导通知，说要开会。由于这是全分局的政治教育大会，所以除了正常的值班人员之外，其余人是不能缺席的，三刑警也就只好放下手头的活儿去参加了。会议结束，也就到中午了，于是就去食堂吃午饭吧。三刑警心里惦记着案子，饭后也就没有休息一会儿的念头了，说我们还是赶紧出动吧，否则再有啥事找上来，一整天就这么过去了。

　　但还是没能走得了，因为话音刚落，刑警队领导的电话就打来了，让他们三人过去一趟。三刑警不知啥事，去领导那里一问，领导也不开腔，只是指了指桌上的一份文件示意朴崇襄看一看。

　　这份文件是当时广州市公安局每天上午8点派机要通讯员向全市各分局送达的《敌情简报》。解放伊始，警方办公条件极差，但他们所承担的使命却要求市局和分局之间、分局与分局之间必须尽快互通情况，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各分局每天凌晨2点必须向市局电话报告二十四小时内本分局辖区内发生的各类案子，市局将各分局报来的案件情况迅速整理成简报，打印后，于上午8点前发至各分局。这种形式在其他一些城市的公安局也采用过。

　　今天上午8点，市局机要通讯员照例给西山分局送来了当天的《敌情简报》，但由于上午分局开大会，所以秘书股(即现在的分局办公室)未能立刻处理。中午，秘书股那位分管上报、收发此类材料的秘书小杨边吃午饭边浏览这份简报，有了一个发现：昨天晚上东山分局辖区接连发生了三起跟本分局辖区昨天发生的那两起抢劫案相似的案件。所谓“相似”，是因为本分局辖区昨天发生的那两起抢劫案是利用黄包车作的案，而东山分局辖区的案子则是利用三轮车作的案，除了这一点不同之外，其他情节几乎一模一样，也是有的放矢地对准有钱、佩戴首饰的单身市民下手，最后也是把三轮车就地抛弃，作案者迅速逃遁，不知去向。

　　小杨于是立刻跟刑警队联系，说了这一情况。刑警队领导当然对此颇感兴趣，便去秘书股把那份简报借了出来，然后打电话把专案组三刑警唤去。

　　当下，朴崇襄看了简报上用铅笔勾出的那一段内容，倒抽了一口冷气：犯罪手法完全相同，看来这是同一个强盗作的案了。这家伙太嚣张了!

　　领导问，你们对此有什么想法？

　　朴崇襄说，立刻跟东山分局联系，这三起案件他们肯定也是专案侦查的，如果他们已有线索，那我们请求支援；如果他们还没有获得线索，那我们可以跟他们商量串案并侦。不过，串案并侦是需要经过分局批准的……

　　刑警队领导说，你们这就过去吧，这边的手续由我去办理。

　　金、解、朴三刑警于是立马直奔东山分局。那边，确实已经组建了专案组，同样警力紧张，也只有三名刑警，组长是欧望城，广州郊区人，二十七岁，另两个组员不过二十一二岁。欧望城原是东江纵队的侦察员，抗战胜利后纵队主力调往山东时他奉命留下在广州做地下工作。广州解放后的第三天，被一位曾打入国民党警察局、解放后担任领导的老上司看中，遂调入东山分局当了一名刑警。朴崇襄三人登门时，欧望城也正动着跟西山分局联系的脑筋，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立刻坐下来通报案情，分析是否可以串案并侦。

　　东山分局辖区发生的这三起抢劫案的受害人分别是：经营染料的富商钱某、寡居的富婆李某和西医姜某，三人都是在外出归家途中雇三轮车代步，然后就被车夫打劫了。最后一位受害人姜某被抢劫后的境况跟饭馆老板季端方一样，也是让其待在车上别动，然后劫匪就消失了。三位受害人被劫的也是现钞、首饰、手表等，其中李某的损失最为惨重，她的那枚一克拉的白金钻戒也被强盗抢走了。

　　东山分局的反应比西山分局快一些，因为昨晚分局值班的一位领导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已经知晓了西山区当天上午曾经发生过两起“黄包车抢劫案”，所以闻知发生第一起三轮车抢劫案时，寻思可能接着还会发生同样的案件，于是一面跟公安总队联系要求加强巡逻，一面当机立断下令组建专案组。果然，前后总共不过一小时时间里，竟然接连发生了三起抢劫案!

　　东山分局的专案组连夜侦查，今天又马不停蹄折腾了一上午，除了找到三轮车夫张某外，其他线索一点儿也没弄到手。张某的遭遇跟昨天的黄包车夫刘三儿一样，也是临时离开三轮车一小会儿(在一家小面馆吃了碗炒河粉)车就丢失了。这样，东山分局专案组就想到了跟西山分局刑警串案并侦，他们已经获得了分局领导的批准。

　　要串案并侦，首先得确认这两宗系列案件确实是同一人所作。两个专案组于是摊出了各自所获得的调查内容，对照下来，相同点除了上述的犯罪思路、作案手法之外，受害人对于劫匪特征的描述也是基本一致的。

　　有了这些，够了吧？还不行!还得进行指纹鉴定。两个专案组都从车上提取到了劫匪的指纹，鉴定比照一下就清楚了。众刑警商议后决定请市公安局的专家进行鉴定。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两宗抢劫系列案确系同一劫匪所作。

两个专案组于是决定串案并侦，正当六名刑警聚合一处准备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时，传来了一个消息：广州市公安局决定派员指导专案组侦查抢劫系列案。

三、调查失利

　　这个决定，是时任广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的陈泊亲自作出的。陈泊，原名卢茂焕，别名布鲁，是资深政治保卫工作专家。早在延安年代，他就担任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被毛泽东称为“红色福尔摩斯”。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泊前往东北从事公安领导工作。1949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陈正人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泊等人随陈正人进驻南昌，陈泊为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省公安厅厅长。陈泊与副厅长朱明密切配合，组建公安队伍，扫荡残存的武装匪特，打击黑社会势力，使全省的社会治安迅速稳定下来。同年9月，人民解放军四野、二野大军进逼两广，叶剑英受命出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他带领一批干部来到江西赣州，与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副书记尹林平等人会合，组成中共华南分局，其工作重心是准备接管尚在国民党手中的广州。对于广东的社会治安和打击匪盗特工作，叶剑英是有所考虑的。他在延安时期就知道陈泊的情况，很欣赏这位“红色福尔摩斯”。于是，便几次致电陈正人，请江西省委“割爱”，让陈泊调到广东，担任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正人拗不过叶剑英的再三要求，只得同意放人。10月中旬，陈泊离开江西南昌来到广州，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社会部长兼广东省公安厅长、广州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长。三个多月后，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奉命赴粤出任省公安厅、市公安局正职，陈泊改任第一副厅长、第一副局长，主持市局的全部业务工作。

　　陈泊在这天上午一上班就前往市委参加会议，他带了一份当天新出的《敌情简报》，开会时见缝插针浏览后，便得知昨天本市发生的这五起罕见的抢劫案。凭着一个老公安的敏感和经验，陈泊意识到这些系列抢劫案不可小觑，试想：一天之内利用抢劫的黄包车、三轮车连续作案五起，所劫赃款赃物案值合计高达数千万元(在解放初期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额)，这肯定已经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不安。而且，从犯罪心理学来说，此类案犯容易“复制成功”，所以估计接下来还会有同类系列案件发生；如果不及时予以打击，还会引发其他歹徒的仿效，那广州的社会治安还得了？因此，陈泊在下午返回市局处理完几桩紧急公务后，立刻让秘书致电发生系列抢劫案的两个分局，了解侦查工作进展情况，当他得知专案组至今未获有效线索，已决定串案并侦的消息后，便从市局指派两名刑警指导专案组的工作。

　　接下来发生的情况表明，陈泊的这个决定具有超前意识，对于防范、侦查工作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市局派出的两名刑警，一个名叫彭睿绎，另一位叫祝天照，这二位都是陈泊局长从东北带来的老部下，他们跟着老上司先到南昌，干了几个月，又随陈泊来到广州。当时，两人分别是市局刑侦处的副科长和武装便衣队组长。次年，陈泊、陈坤(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蒙冤，广东公安系统有七百多人受到牵连，彭、祝两人也在其中。

　　彭、祝来到专案组后，此刻的专案组实际已经变成了市局、分局联合侦查班子。尽管市局没说明这一点，只称彭、祝两人是来“指导”的，而两个分局也没有宣布变更专案组负责人，但所有成员都清楚，专案组的领导就是彭睿绎、祝天照了。

　　案情分析会上，彭、祝先听两个专案组介绍了案情，然后开始分析。众人七嘴八舌一番讨论后，侦察兵出身且在东北、江西有过不少公安侦查实践经验的彭睿绎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劫匪是怎样盗窃被其作为作案工具的黄包车、三轮车的？

　　彭睿绎开口之前，在场的另外七名刑警中没有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调查工作的切入点：失窃的那两辆车子，都是在车夫停车暂时离开时被劫匪趁机下的手。黄包车、三轮车都是这样失窃的，所以就得排除劫匪偶然窃车的可能性，显然，他是先跟踪然后候得了机会才下手行窃的。于是，问题就出现了，黄包车他步行勉强还跟得上，三轮车就难了。所以，劫匪跟踪三轮车时，自己也得动用交通工具，他要么骑自行车，要么也雇了一辆三轮车或者马车，甚至骑了马。而对于三轮车夫来说，行车时对路人通常是不会注意的，对于自行车、马车、黄包车和三轮车则会不由自主地加以留意，因为这关系到他自己的行车安全，尤其三轮车遭劫前车夫张某拉的最后一宗生意的行车路线中有一段路是只有三米来宽的小街，所以他应当更加留意。

　　那么，他是否留意到了什么人呢？事不宜迟，尽管当时已经是晚上8点了，但专案组还是派员去找三轮车夫张某了解情况。

　　张某回忆说，在他的三轮车被窃前，有一辆比他的车旧些的三轮车一直在他后面七八米处不紧不慢地跟着。这种情况平时常有，所以他并未在意。

　　刑警问，那辆三轮车以前你见过吗？

　　张某是个温吞水样的慢性子，脑子里主管语言表达的那根神经跟常人稍稍有点儿不同，他的回答是：车子我记不得是不是见到过；车夫我倒是认识的。

　　刑警差点儿跳起来，暗忖那你干吗不早说呢？

　　于是就去找那个三轮车夫，也姓张，四十多岁，绰号“张疯子”——不是神经有问题，而是年轻时打架不要命。张疯子告诉刑警：傍晚，他确实在张某的三轮车后面跟过一段时间，那个乘客是在东山区义利街那边的“天元茶食店”门口上车的，上车后他问先生你去哪里，那人说少废话，往前踩就是。张疯子觉得这主儿似乎不善，寻思别是动着抢他车钱的脑筋，于是一边行车，一边吹嘘自己学过武术，咏春拳如何了得，年轻时打架不要命人称张疯子，等等。那人听着不吭声，待张疯子说得差不多时冷冷地开口道：就看你这样子，还练拳呢？要不，把车停下来，咱俩路边玩一把如何？张疯子的大话被他识破，再也不敢出声。行到前面十字路口，乘客忽然指着一辆载着乘客的三轮车道：“你就跟着那辆车走吧，他停你也停，车钱少不了你的。”

　　乘客所说的三轮车，就是张某那辆。张疯子于是就在张某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一直到张某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停车。乘客便也让张疯子停车，掏出一把零钱，数也没数就塞到了张疯子手里：“到了，去吧。”

　　这把零钱超过了正常价格的数倍，张疯子大喜过望，蹬了车子就走。当时干三轮车、黄包车这一行的，有点儿像如今开出租车的，什么古怪的人和事都有可能碰上，张疯子也就不去想那乘客是怎么回事了，这会儿如若不是刑警来找他，早就把这一幕忘记了。

　　张疯子停车的地点，距张某的三轮车失窃的那家小面馆不过三十来米。据张某之前的陈述，他把一个乘客送到祈福巷，觉得肚子饿了，记得前面有家面馆，于是就去吃饭。等到吃完饭出来时，停在门口的三轮车已经不见了。如此看来，劫匪把窃来的车作为作案工具是经过考虑的：他之所以窃车而不是劫车，是因为劫车的话，车夫立刻会报案，他往下的活儿干起来就具有一定风险了。至于选择谁的车子下手，那完全是出于一种随机性。

　　刑警再问张疯子，那个乘客是怎么一副模样。张疯子说他长着怎么一副脸面我没有留心，只记得他穿着一身黑色衣衫，戴了一顶白色太阳帽，帆布的。

　　这跟三轮车劫案那三位受害人对于劫匪的描述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抢劫案发生时劫匪戴着一顶草帽——这顶草帽是三轮车夫张某的，他进面馆时生怕人家嫌他脏，就把草帽摘下来放在车上了。对于劫匪来说，之前他选择帆布太阳帽作为道具是合适的，因为他当时的身份是乘客，帆布帽子可以折叠，装扮成车夫后往怀里一揣就行了。

　　专案组于是分析：劫匪上午利用窃得的黄包车为作案工具连续作了两起抢劫案，傍晚又再次窃车作案。这中间，他有大约半天时间的空闲，这半天他干什么去了？按照正常的逻辑，劫匪应当是吃午饭，然后休息，可能还会睡一觉，以便积蓄精力用于晚上的犯罪活动。休息后，会吃一点儿东西，然后出动。据张疯子说，劫匪是在东山区义利街“天元茶食店”门口叫了他的车。那么，按照通常的习惯，劫匪的落脚点应该就在上车地点附近。

　　行了!就以“天元茶食店”为中心进行查摸吧!

　　查摸是从第三天上午开始的，专案组八名刑警全体出动，请辖区派出所临时派了两名警员，十人分成五个小组，以“天元茶食店”为中心划分了五个区域，各组分头进行逐家逐户的查访。

　　三小时后，各小组在派出所会合，一摊情况，有两个小组查到了三个可疑对象。这三个可疑对象的情况如下——

　　董某，三十六岁，广州本地人氏，单身无业，以前曾在军阀陈济棠部队当过兵，抗战期间广州沦陷后又在日伪警察局当过差，此外，还干过摊贩、黄包车夫、清道夫、帮会打手等。其体貌特征与劫匪相似，目前经济状况窘迫，跟人闲谈时曾流露过通过不法手段获取钱财的想法。

　　梁某，三十二岁，广州郊区增城人，其体貌特征与劫匪相似，原系码头搬运工，三年前与夏姓寡妇结婚，搬到本辖区夏寡妇家居住，改行做菜贩子，用夏寡妇的钱置办了一辆三轮车(指三个轮子、可以载货的简易交通工具，非上述被用于作案的那种载客三轮车)，经常蹬着车到郊区收购蔬菜，送到市区批发给卖蔬菜的小贩。他经常穿一身黑色衣衫、戴顶草帽，但最近这几天却没见他这副穿戴，而是另外弄了一套打着好几个补丁的破衣衫穿在身上，草帽却是新的。

　　钱某，三十三岁，体貌特征与劫匪相似，广州本地人，已婚，靠打杂工谋生，不难想象，他干过的行当就多了。这人十八岁时参加过强盗帮伙，后来被警察缉拿，因为不过是帮里的小角色，所以最后也没有送交法院处理，关押了半年就放出来了。

　　专案组把这三个嫌疑对象传唤到派出所当面接触。讯问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这三人各自的回答都表明他们没有作案时间。于是随即予以调查核实，经向多名证人查询，证实三人的回答属实，他们没有作案时间。

　　这样一折腾，也就差不多是下班时间了。专案组返回设于西山分局的驻地，众人白白折腾了一天，又沮丧又劳累，只有继续开会分析案情。午夜前，一无所获的案情分析会结束，众刑警就地休息。明天再干吧。怎么干？干什么？没有其他路走，还是去“天元茶食店”那边调查——这是目前仅有的线索了。

就在这时候，一个电话打进了专案组驻地!

四、戏院门前惊悚一幕

　　这个电话，是市局值班室打来的，向专案组通报了一桩刚刚发生的抢劫案——

　　抢劫案发生在海幢区。当时的广东人喜欢看“广东大戏”，就是粤剧。这天，“盛元戏院”上演粤剧传统剧目《罗成写书》，受到了观众的热捧。可能是气候原因，许多广州人都有夜生活的嗜好。尽管散场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但还是有不少人三五成群结伴在戏院附近的一些餐馆、排档吃夜宵。这起案件的受害人区阳庵，是这些人中的一位。

　　四十多岁的区阳庵是一家私营船厂的高级职员，同时也是船厂的参股人之一，所以收入颇丰。他家就住在戏院附近，步行不过七八分钟。广州人喜欢粤剧，区阳庵却是例外，可能是因为曾留过洋的原因，他喜欢的是歌剧、芭蕾舞、交响乐。这天，他是应几位朋友之邀陪同他们来看粤剧的。散场出来，他提议去吃夜宵，于是一行人就进了戏院侧边巷子里的一家海鲜餐馆。尽管大家兴致颇浓，但因为次日还各有事情要做，不可能起得很晚，吃喝了不到一个小时也就结束了。

　区阳庵会了账出来，朋友已经替他叫好了黄包车。他说你们路远，坐车回去吧，我家离这边不过几分钟，走几步就到了。有朋友说这么晚了，当心遇到打劫的。区阳庵说我从小就习练咏春拳，在英国又学了西洋拳击，以一敌三不成问题。如果碰上强盗打劫，那我正好练练手，拿下来交给政府去处理，也算是为民除害。区阳庵不像张疯子那么吹牛，这话是真的。可是，他还是吃了亏。

　　区阳庵跟朋友分别后，一个人沿着马路往前走了二三十米，忽然从刚经过的右侧小巷里蹿出一辆自行车，一个拐弯，从左侧超越他的同时，骑车人伸出右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下了他脖颈上那条粗粗的黄金项链。区阳庵的反应算快的了，下意识地抬起左腿想把自行车踢翻。但强盗的动作比他还快，得手之后脚下一用劲，早把自行车蹬到前头去了。

　　区阳庵喊着“打劫”，拔腿急追。但自行车比他的速度要快，两者之间的距离迅速拉开。接下来出现的一幕，让人不能不佩服这个强盗的心理素质和他的车技之高——这时，马路上还有一些吃过夜宵的戏迷们三三两两地行走着，听见区阳庵喊“打劫”，自是要回头看。那强盗的自行车蹬得飞快，有一个富家女打扮的行人挽着男友回头张望时，正好露出了脖颈上的项链。强盗在高速行驶中竟然看得非常真切，顺手扯下了她的项链，脚下一点儿没停继续蹬车逃窜!

　　一片惊叫声中，从戏院后面巷子里冲出一支解放军夜间巡逻队，见状立刻朝天鸣枪，警告歹徒下车投降。那家伙根本没回头，像是没听见似的只管朝前猛蹬。巡逻队带队的那位郭排长大怒，随手抓过旁边一个路人推着的自行车，飞身上车便追。排长此举出乎众人意料，接着便一迭声叫好，有人还鼓掌。原来大家发现郭排长的车技很好——他们不知道他是胶东半岛的武工队出身，自行车、骑马甚至摩托车都玩得极为娴熟，是属于《敌后武工队》中魏强一类的人物。

　　郭排长的车技确实很好，他脚下猛踩，一手掌握自行车龙头，另一手竟然还能用手枪射击。先是朝天鸣枪，警告歹徒停车投降——这时也不得不朝天鸣枪，尽管路人都退避三舍，但他还是担心出现误伤。大约追了五十来米，郭排长见前面已无路人，便不客气地对准歹徒开枪了。这时双方的距离大约二十来米，郭排长连发两枪，不料就在他开枪的当儿，歹徒一个急转弯将自行车拐进了一条巷子，子弹落空了。

　　枪声未落，郭排长已经把车蹬到巷子口，正想拐进去，却是一个激灵，原来马路上亮着路灯，巷子里却是一团漆黑。明暗转换太过迅速，瞳孔还来不及完全适应巷子里的光线，所以根本看不清什么。这时，后面的其他巡逻队员已经奔过来了，打起手电往巷里一照，发现巷子里面竟然别有洞天，入巷不到十米，便有三条岔道，一条巷子变成了三条。众人也不管是否还会分成几条，立刻分头搜索。最后在右侧那条巷子出口的小河边，发现了自行车轮胎的痕迹。

　　这回，不单单是其他不会骑车的巡逻队员，就是一边骑车一边用“二十响”打过日本鬼子的武工队员郭排长也不得不叹服歹徒的车技了：从巷子里出来，就是大片大片的农田，田埂不足一尺宽。歹徒竟然在夜间不打手电(他也不可能打手电)的情况下，在这么狭窄的田埂上一路顺畅地骑行了三十多米，直到河边。从轮胎痕迹看，竟然一次也没有滑落下来。

　　歹徒到了河边又去哪里了呢？手电光照射出去，河水波澜不兴，涟漪全无，河面上和对岸既无人影，也无船影。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有船只预先停泊在此接应，二是把自行车扔进河里后，人游过去了。

　　一个精通水性的战士下了河，立刻发现了自行车，就在靠近河岸一侧的水里，于是就打捞起来。如此看来，歹徒是游过河逃到对岸去了。郭排长心犹不死，命令四个战士过河去搜索，意图继续追捕。但对岸并没有发现什么痕迹。事后估计，歹徒是下河后顺流游出一段距离再上岸逃跑的。

　　军方巡逻队的使命中没有侦查犯罪活动这一项，现行犯未能抓获，那就只好把案子移交给公安机关了，于是郭排长就给海幢公安分局打了电话。

其时，广州市各公安分局、派出所都已经从市局下发的《敌情简报》和《关于密切注意防范利用黄包车、三轮车等交通工具作案的紧急通知》中知晓了本市发生系列抢劫案的情况。海幢分局接到巡逻队的电话后一面派员前往现场处理，一面立刻电告市局。市局值班室接到电话后，便向专案组这边打了电话，通报了案情，并转达了值班领导关于“串案并侦”的意见。

　　专案组这边接到电话后，彭睿绎跟祝天照以及两位分局的专案组长朴崇襄、欧望城简单交换了意见，决定全体出动前往海幢区现场。

　　专案组一行八人赶到现场时，海幢分局的三位刑警已经在那里勘查了。他们还不知道市局关于“串案并侦”的指示，听说后自是高兴。这么多刑警一起勘查现场就热闹了，彭睿绎把众人分成三路：一路向受害人区阳庵及目击者了解情况；一路勘查从马路到巷子里的痕迹；一路勘查出了巷子后的痕迹。

　　经勘查，发现郭排长的子弹还是打中了歹徒的，从巷子口穿过巷子一直到小河边的地面上都发现了断断续续滴落的血迹。从血迹状况判断，歹徒被击中的位置可能是下肢。

　　那么，这个利用自行车作案的歹徒究竟是不是之前那个“黄包车、三轮车大盗”呢？从刑事侦查工作的程序来说，这也是串案并侦的一个前提条件。要辨别这一点，最有效的方法是鉴别今晚这个歹徒的指纹。可是，把那辆从河里捞出来的自行车送到市局，连夜请专家鉴定后，结论却是摇头——无法鉴定。那辆很可能留有歹徒指纹的自行车经过河水的浸泡，打捞时又经过巡逻队多名战士的接触，已经无法提取到什么清晰的指纹了。

这样，就只好从受害人和目击者对于歹徒体貌特征的描述来作粗略的判断了。由于当时是夜间，又事发突然，目击者的描述都比较模糊，这些模糊的描述大体上符合之前那个“黄包车、三轮车大盗”的形体特征。于是，决定可以串案并侦。

　　海幢分局指派了王姓、邢姓两名刑警参加专案组侦查工作，至此，专案组已经有十名刑警了。这在当时广州乃至全国各大城市的刑事专案侦查中，成员阵容已经算是第一等规模的了。

　　侦查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勘查完现场，专案组立刻借用“盛元戏院”举行了案情分析会，对如何抓捕劫匪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时间很短，半小时就搞定了，作出了以下三项布置——

　　第一，派员化装后秘密前往劫匪逃遁的小河那里去蹲守，因为劫匪可能去而复归或者另外派人回到现场来捞取那辆自行车。

　　第二，劫匪已经中弹受伤，有可能会去医院或者诊所治疗，所以宜迅速对全市有处理外伤能力的各医院、诊所(包括药店)进行布控，发现有可疑对象前往治疗或者购药，立刻采取措施。

　　第三，循着那辆作案用的自行车追查劫匪线索。

　　这三项措施中，前两项即刻实施，后一项视前两项的实施效果如何再决定是否付诸实施。

　　会议结束后，立刻分头行动，两名刑警去小河现场秘密蹲守，其余刑警分头前往各区，请区政府卫生科值班人员提供辖区内有处理外伤能力的公私卫生机构，并通知派出所连夜布控。

　　刑警金永丰和海幢分局派出的侦查员老王两人奉命执行第一项措施，前往小河那里秘密蹲守。两人在距劫匪下水处二十余米外的一架破风车下守着，一直守到天亮也没有任何动静。没有命令还不能撤离，但天色渐渐放亮，风车这边无遮无掩容易暴露，于是就转移到了小巷那里靠近小河这边的一户居民家里继续守候。

　　执行第二项调查任务的刑警有了收获：海幢分局派出参加专案侦查的刑警老邢根据分工前往本区，他先向海幢区政府卫生科的值班人员索取了该区所有有处理外伤能力的公私医院、诊所、药店的名称、地址、电话等资料，然后就借用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分别给这些医院、诊所和药店所在地的派出所打电话，以市局名义要求派出所立刻派人前往本辖区各布控点，向医院、诊所和药店的负责人下达布控通知，一旦发现符合劫匪特征的可疑对象立刻报告警方。

然后，老邢就去了他工作的海幢公安分局，这是专案组指定的一个报告点。该区如发现可疑对象，派出所接到电话后应立刻电告坐镇分局的专案组刑警。

老邢去了“金福来外科诊所”，对于反复打扰人家自是要表示一番歉意。金大夫是一个通情达理的知识分子，对于警方的工作表示理解，愿意积极配合。老邢跟金大夫聊着情况，小王在一旁记录。刚刚谈完，彭睿绎和欧望城赶来了。他们简略问了问情况后，对金大夫表示感谢，然后问金大夫：“你让那个伤员头三天里每天来换一次药，你估计他会来吗？”

　　金大夫说：“我想他是应该来换药的。他那伤口，如果不及时清洗、消毒和换药，发炎的可能性极大!”

　　专案组于是作出决定：派员前往诊所蹲守，那厮一旦出现，先拿下再说!

　　这样，专案组刑警就轮流在小河边现场和“金福来外科诊所”两处蹲点守候。一连守了两天两夜，那厮竟然没有出现!

　　专案组觉得不对头了，于是撤回蹲守的刑警，转而进行案情分析会上决定的第三项调查：对那辆从河里打捞起来的自行车的来路进行追查。

　　这是一辆没有牌照的旧自行车，看不出是什么牌子、何处生产的。当然，肯定是进口货，因为旧中国没有生产自行车的厂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还没有组建自行车厂。刑警把自行车送到路边一个修车摊，请修车师傅判断这是什么牌子的车，得知这是一辆日本生产的“三井”车，是日本国内的杂牌车。从车子的成色来看，起码已经出厂十五年了。也就是说，这还是抗日战争之前的产品。修车师傅估计这辆自行车是随侵华日军的通讯部队一起来到中国的，当时日军中队(相当于连级)以上建制都有自行车通信兵，这是配备给通信兵的自行车。日本投降后，许多军用品就流入民间，这辆“三井”自行车应该是其中的一件。

　　但是，即使按照国民党时期的警察局规定，自行车也是应当上牌照的，这辆被民间人士买下的车为何没有牌照呢？这就要检查三角架了，结果发现上面的出厂钢号被磨掉了，于是判断这是一辆赃车。盗贼行窃得手后，当然要把赃车牌照扔掉的。

　　既然是赃车，那就去公安局查报案记录吧。那个年代，一辆自行车可是一个家庭的一项大宗财产，谁家丢了车都会向公安局报案的。且慢!从钢号锉磨痕迹判断，这辆车的被窃时间估计已经超过一年了，所以如果报案，那材料也得从原国民党警察局的刑事档案里去找。

　　专案组陷入了两难境地：循着这条线索往下查找吧，不说从旧档案中查找一个报失记录的工作量，就是找到了失主，又能怎么样呢？失主如果知道自己的车子在谁的手里，还不早就去要回来了!可放弃这条线索吧，眼前似乎已经没有其他路可走了。

　　专案组又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讨论究竟应该怎么行动。市局刑警祝天照后来透露，他对于自行车飞车劫案的作案者与“黄包车、三轮车大盗”是同一人的观点，内心是有异议的，但因为缺乏依据，说了也是白说，所以没有开腔。他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劫匪作的案子，但要他说出明确的理由，一时又觉得犯难。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天多，他觉得应该开口了，于是就谈了自己的想法，认为还是应该回到之前的老路上去调查，盯着“黄包车、三轮车大盗”一查到底。祝天照的观点得到了欧望城等另外两位刑警的赞同，于是会上分成了两派开始争论。

西山分局的专案组长朴崇襄似乎对于这种争论没有兴趣，他缩在一旁手里拿着当天的《敌情简报》漫不经心地翻阅着。突然，他站起来，有点儿激动地指着《敌情简报》道：“这上面有条消息可能跟我们的专案有关系!我给大家读一读吧。”

五、案情惊动叶剑英

　　这条消息是：今天凌晨2点10分，一名窃贼乘黑夜翻墙潜入本市长寿区邮电局大院，撬窃一辆两轮摩托车。得手后窃贼推着摩托车准备从后门溜走，被邮电局守夜人员发现，遂丢下赃物越墙而遁。守夜人员立刻致电分局报警，分局出动警察前往邮电局一带搜索，未有结果。

　　朴崇襄之所以要把这条消息读给大伙儿听，是因为他认为这个盗窃邮电局摩托车未遂的家伙，很有可能就是“黄包车、三轮车大盗”。理由是：劫匪用盗窃的黄包车作为作案工具，作案后将之抛弃，后又盗窃三轮车作为作案工具，那么，他把三轮车抛弃后就有可能动脑筋盗窃摩托车作为工具准备下一次作案。

　　其他刑警听了，觉得朴崇襄的猜测似有道理。有人就提议，那何不去邮电局看看现场，昨晚那贼不是已经接触过摩托车了吗，如果在摩托车上留下了指纹，这就能够甄别是否跟“黄包车、三轮车大盗”是同一人了。

　　长寿区邮电局当时只有一辆摩托车，是专门用于送电报的。那年头使用电报进行信息沟通的人极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发电报的，一个字三百元，相当于一个鸡蛋或者一个烧饼的价钱，太贵了。因此，这辆差点儿被窃的摩托车这半天里还没使用过。这给提取指纹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指纹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与之前送检的两份指纹相同。

　　这就是说，潜入邮电局企图盗窃摩托车的这个家伙就是之前频频作案的“黄包车、三轮车大盗”。朴崇襄的判断是准确的，这厮想继续搞升级版本，可是这次运气不佳，偷窃摩托车没有成功。

　　这个结论，同时也是对“盛元戏院”门前发生的飞车抢劫案案犯跟“黄包车、三轮车大盗”是同一人的否定：一个腿部受了贯通枪伤的人，是不可能在仅仅两天之后轻松自如地在两米多高的围墙上攀进爬出的。后来，“黄包车、三轮车大盗”落网后，刑警查明“盛元戏院”飞车劫案并非该犯所作。这起案件始终未能侦破，究竟是何人作的案至今还是一个不解之谜。

　　专案组立即通知全市各邮电局，密切注意防范摩托车失窃；同时通知各分局转达派出所，提醒本管段内拥有摩托车的市民(在当时属于凤毛麟角)，务必看牢自己的车子，因为已经有窃贼在动窃车的脑筋了。

　　防范措施到位后，专案组下一步的工作是查访邮电局附近的居民，指望能够发现昨晚那窃贼潜入邮电局大院前后的行踪。

　　这时是1950年4月17日上午10时许，专案组刑警在走访邮电局附近的居民时，劫匪也开始行动了。

　　当时广州市区西北方向的市郊结合部有一个名叫“黄泥塘”的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穗部队在此设有军用物资仓库，仓库西侧有一个团级编制的部队医院，代号“208医院”，用于收治驻广州地区部队的伤病员。驻穗部队是四野，官兵以北方人居多。他们在广东迎来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季，对于南方地区的湿热气候颇多不适，免疫力下降，所以，患病的军人数量较多，其中有不少营、连级军官。

　　当时，解放军不断打胜仗，缴获的装备颇多，一些营、连就把战利品中的小吉普、三轮或者两轮摩托车留下，暂时当作交通工具使用。那些营、连的指挥官住进208医院后，部队同僚要来看住院的战友，或者派警卫员来送东西，自然要动用车辆了。这样，医院这边的小吉普、摩托车也就多起来了。

　　上午10时许，一辆两轮摩托车载着两个军人来到208医院，这是驻穗部队的一位教导员带着警卫员前来探望昨天入院的副营长。驾车的警卫员把摩托车停在医院旁边的空地上，拔下钥匙后和教导员一起拎着营养品进了医院。他们刚刚离开，一个穿蓝色休闲夹克衫、头戴白色帆布太阳帽的男子不知从哪里闪了出来，四下稍一观望，走向这辆摩托车。

　　这块比篮球场大一些的空地，是208医院的停车场，上面停着医院的卡车、马车、板车，以及另外一些前往医院探望伤病员的部队军官开来的小吉普和摩托车。这个男子之所以选中刚刚停的这辆摩托车，因为这是一辆八成新的美国车，马力强大，性能优越。他要利用摩托车作案，对于车子的性能自然是需要首先考虑到的。

　　那时，别说部队使用的军用摩托了，就是私人摩托车也基本是没有车锁的。当时机动车驾驶技术尚未普及，能够驾驶汽车、摩托车的人凤毛麟角，所以也不必担心停下后会被人把车偷走。作案者对于摩托车很熟悉，他在车前驻步，背对着医院大门方向。据一个看见他窃车的老百姓事后说，从后面看去，只见他双手在身子前面估计是摩托车的什么部位动了片刻，引擎就发动了。然后，他就上了车，把摩托车开了就走。

　　五六十年后，广州地面上经常遭到警方打击的那些飞车党徒，其车技常常令人惊叹。但是，这些歹徒如果投到本文中这个大盗的门下，他一检验他们的车技恐怕只有两个动作：先是摇头，后是吐出四个字——“重新回炉!”

这个大盗窃车得手后，驾车一路飞驰，直奔广州著名的商业街西关上下九步街。所谓“上下九步街”，是上九步街、下九步街、第十甫街三合一的统称。早在公元六世纪，这一带已是商业繁荣的地区，印度高僧达摩在此登岸传教，因而得名“西来初地”。到二十世纪，这里已成为广州市蜚声海内外的传统商业中心。大盗骑着摩托在这条一千二百多米长的商业街上鸣笛而驰，行进中几次三番对路人下手，抢夺项链、坤包，整个作案过程不过四五分钟，但遭其抢夺的受害者竟有十一人之多。

这十一起系列抢夺案，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大，从传播速度上就可以充分体现。专案组接到市局的电话时，驻地办公室里只有彭睿绎和刑警小马在，彭睿绎二话不说，马上一跃而起：“肯定是那个龟孙作的案!小马，走，去现场!”然后，彭睿绎给驻地东山分局电话总机接线员打了个电话，让接线员告知打这个电话找他的专案组刑警(他们都外出调查去了)立刻奔赴西关现场。当两人走出分局大门时，竟然已经听见路边有群众在议论飞车大盗猖狂作案的消息了。

　　彭睿绎和小马到现场后，会同辖区分局刑警一起勘查现场，走访目击者和受害人。不一会儿，专案组又有三名刑警匆匆赶来了。彭睿绎到旁边一家商店去借用电话，是打给市局的，要求派一辆两轮摩托车，选一驾驶技术出众的同志开过来，他要坐在摩托车上循着劫匪作案的路线走一遍。

　　不一会儿，一位中年警察驾着摩托车赶到了。彭睿绎递给他一张草草描画的劫匪作案时的行车路线图，说麻烦你载着我在保证不撞到人的前提下以最快的速度按照这条路线走一趟。

　　这个警察是留用人员，据说早年当过军阀陈炯明的传令兵，开过数年摩托车，其技术不是一般的棒，在当时的广东省公安系统绝对是名列第一。但是，那个劫匪在飞车党中可能也坐得上第一把交椅。第一PK第一，这位当过陈炯明传令兵的警察的成绩竟然处于下风。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路线，也不劳他做貌似单手脱把抢劫的动作，所花的时间竟比劫匪慢了整整一分钟。停车后，他还对彭睿绎说：“这是我发挥得最好的一次。”

　　彭睿绎问：“如果让你单手脱把开这一段路呢？能不能快一点儿？”

　　对方用怀疑的眼神盯着彭睿绎，以为自己听错了。

　　但他没有听错，彭睿绎还补充：“那只脱把的手还要作案。而且，眼睛还得盯着别人身上是否有值得他下手的财物。”

　　那警察就只有连连摇头的份儿了。

　　于是，彭睿绎也就掂出飞车大盗的车技水平了。然后，彭睿绎就去了市公安局，向刑侦处领导汇报该案情况。不一会儿，一个电话打了过来，是陈泊局长打来的，向刑侦处询问飞车抢夺案的情况。刑侦处领导说专案组同志已经过来了，正说着呢。陈泊说那就到我这边来说，我一起听听。

　　到了陈泊的办公室，彭睿绎才知道，陈局长刚从省委参加常委会回来。常委会结束前，外面传进来一张纸条，直接递交给了省委书记叶剑英。叶剑英只一看，脸色就马上严峻起来，说刚才西关闹市区发生了歹徒驾着摩托车疯狂抢夺过往群众钱款财物的系列案件，一共有十一位群众受害，损失很大。这天，省委常委、省公安厅长兼市局局长谭政文去北京参加公安部会议了，未能出席常委会。会后，叶剑英把陈泊留了下来，要求迅即侦破该系列案，抓获歹徒，给社会一个圆满的交待，还人民群众一份安全。

　　陈泊听了彭睿绎关于飞车系列抢夺案的案情汇报后，当即下达指示：通知下去——撤销原西山、东山两分局的专案组，改由市公安局出面组建市局专案组，彭睿绎、祝天照分任正副组长；专案组成员在原有基础上视情增加。同时，给专案组配备吉普车一辆、摩托车两辆，改变原来只能用自行车外出办案的落后状况。

　　刑侦处领导问彭睿绎还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一并解决。彭睿绎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才导致出现了今天这样的惊动省委领导的大案子，内疚都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要求？一定要说要求的话，那就是：尽管我们目前还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摩托飞车抢夺案的作案人就是之前的“黄包车、三轮车大盗”，可是我们相信这是同一个劫匪在作案。由于劫匪作案后驾车逃跑，未像之前那样把作案工具一扔了之，所以我担心这家伙还会继续作案；因此，请市局迅即将案情通报公安总队和驻军司令部，请他们增派人员上街巡逻，密切防范。

　　陈泊说这个意见有道理，应该马上予以落实。又对彭睿绎说，叶剑英书记的指示我刚才已经传达了，此刻时间很紧，也就不多说了，小彭你得使出全力，把案子破了!

　　彭睿绎返回专案组时，专案组全体刑警已经聚在一起讨论案情了。彭睿绎向大家传达了领导的指示，宣布了关于撤销原分局专案组、组建市局专案侦查组的决定，说本次会议也就是市局专案组的首次案情分析会了，大家畅所欲言吧。

　　出于刑警职业的特点，众刑警首先议论的就是“作案者是否同一人”的问题，这个讨论立刻被彭睿绎打断了，他说关于此事，我刚才在市局已经向领导汇报过想法了，我们目前没有必要再在这上面花费时间。眼下的情势是：不管作案者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们必须赶快寻找线索，先把今天疯狂飞车作案的这个大盗拿下了再说。只要抓获了，如果是同一个人，那当然最好；如若不是同一个人，那也先破了一宗大案，接下来再破“黄包车、三轮车劫案”就是嘛。所以，我们的案情分析是命题讨论：怎样找到这个飞车大盗？

众人提出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可以从查摸摩托车着手。另有人提出：通过现场调查目击者发现线索。最后决定：这两步同时进行，立即投入工作。

六、准备出境调查

　　调查摩托车的那一路刑警，一上来就遇到了难题：据现场多位目击者反映，那辆摩托车是没有牌照的，看上去像国民党军队的那种军用摩托。

　　半年前，解放军发起广州战役时，驻守广州的国民党军队自知无法抵挡解放军的进攻，还没开打就已军心涣散，一片混乱。有些官兵不想送死，于是就动了开小差临阵脱逃的脑筋。滑脚前，就把包括枪支、摩托车、自行车等在内的不适宜带走而又能变卖成大洋的东西全部廉价变卖。但老百姓中极少有人敢接手买下他们的东西，于是这些家伙就采取强迫手段，把要出卖的东西拿到某个商铺或者住户门前，开一个价钱，你不买也得买!不买？那就“咔嚓咔嚓”——拉枪栓上子弹，你怕不怕？怕，那就拿银子来吧!如此，就有一些东西流落到了民间。

　　老百姓被迫“买下”这类东西后，武器当然是不敢拿出来的，只好偷偷藏起来，或者干脆一扔了之。摩托车、自行车，那倒是可以用用的，广州解放后还有人去税务部门交了税领取牌照(当然不会说真实的来路)。但“买下”摩托车的就不敢上牌照了，因为摩托车上牌照不像自行车，得去公安局。公安局对于像摩托车这样的物品是视为“家庭大宗财产”的，就像房子那样要拿出来源凭证，哪怕是你自己拼装的，也得有街坊邻居和保甲的证明。所以，此类摩托车通常都是没有牌照的无证车辆。那时政府还腾不出精力来抓无牌车整治，所以广州地面上有时可见无牌摩托车呼啸而过，连交警也不在意。当然，车主为了少惹麻烦，往往都会改变漆色，喷上红、蓝、橙色的油漆，也有黑色或者白色的，就是不能用黄色、草绿色，以免让人看见了往军用车辆上靠。

　　但是，目击者反映飞车大盗用于作案的这辆摩托车是土黄色的军用车辆，那就需要琢磨琢磨了。刑警这一琢磨，就想到了经常在马路上看到的子弟兵驾驶的那种缴获的战利品，于是就决定去部队打听。

　　回过头来说一下丢失摩托车的那两位解放军同志。那位教导员带着警卫员在208医院探望过住院的副营长出来后，发现摩托车没了，在周围转了一圈没有找到，便向医院门口站岗的哨兵打听是否看见有人把摩托车开走了，哨兵说没有留心。于是就去找医院保卫科，保卫科长很惊奇，因为之前这边从来没有发生过此类情况。保卫科长说这样吧，我先找辆车把你们二位送回部队驻地，我们这边替你们找找，有了消息马上通知你们。

　　教导员二人返回部队驻地后，对营部其他几位军官说了此事。当时，部队也没有什么“固定资产登记制度”，对于摩托车之类的东西处置比较随便，有时来个好久不见关系很铁的战友，大家喝了酒后豪兴大发，没准儿就把摩托车送给对方了，也不必找谁申请审批。因此，营长等人听教导员说丢了摩托车，根本没当回事。其实，这当儿劫匪已经开着摩托车在闹市区飞车作案了。

　　直到下午，营长接到了上级的电话通知，说上午有歹徒驾驶一辆没有牌照的军用摩托车在闹市区疯狂作案，让部队在执行巡逻任务时密切注意防范。营长暗吃一惊，寻思教导员丢失的那辆摩托别就是给这个歹徒偷走的？找来教导员，两人越议越觉得有这个可能，于是就给司令部打电话报告了上午在208医院丢车的情况。

　　驻军司令部保卫部门于是就给广州市公安局打电话通报此事。这样，专案组就派了刑警金永丰、解秋生、小马三人前往208医院调查。

　　刑警找上午站岗的哨兵了解情况，没有打听到什么，四下转了转，发现停车场一侧的一株大树下停着一辆自行车。于是就上前查看，这一看就看出了名堂：这辆自行车的车锁是撬坏了的，而且撬痕是新的。三刑警于是认定这是一辆赃车，但是否跟摩托车失窃案有关系呢？这还需要调查。

　　208医院保卫科积极协助刑警调查情况，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问遍了全院医务人员和前往看病、探望住院伤病员的人，没有人跟这辆自行车有关。于是，刑警就认定这辆自行车是劫匪作为交通工具从其他地方骑到医院来的，骑来之后，劫匪下手盗窃了摩托车，就把自行车扔下了。

　　那就循着自行车追查吧。这辆自行车是有牌照的，刑警于是得以顺利地找到了车主李家昊。李家昊是电厂职员，他告诉刑警，这辆自行车是他在抗战胜利那年从一个抗战时逃来广州避难、胜利后返回南洋准备重振事业的华侨马先生那里买下的，当时付款后就去国民党政府的税务所办理了过户手续。这辆英国车的质量不错，几年骑下来，尽管他没好好保养，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故障。三天前，他的小舅子前来借用，说次日要去郊游。这在以往也曾有过，从来没有出过事，李家昊于是就放心地把自行车借给小舅子了。哪知，以往不出事不等于这回也不出事，小舅子把车子骑去后，当晚就给人偷了。

　　李家昊的小舅子姓丁，是个十八岁的高中学生。丢车过程是这样的：他那天下午四点多去向姐夫借车，因为晚上还要上晚自习，就把车骑到学校来了，当时就停在教室外面的操场一侧，是上了锁的。没想到上完晚自习下课出来时，竟然失窃了!当时他急得想哭，全班同学都帮他寻找，校内校外全转到了，没有发现自行车的影子。这辆自行车就这样丢了，于是他在老师的陪同下连夜去派出所报了案。

　　今天上午，有同学告诉小丁，说有人看见你那辆自行车是“小瘌痢”偷的。“小瘌痢”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他经常在学校一带转悠，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满头瘌疮，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小瘌痢”经常溜到学校来，主要是在饭厅开过饭后帮厨子干些杂活，换取一些剩饭剩菜。他从来不进教室，也没有听说过他有偷窃行为。但这回不知怎么被人指证偷窃了小丁的自行车。

　　小丁不管三七二十一，中午休息时立刻去了派出所，向警察报告了这个传言。至于派出所是否会调查，小丁就不清楚了。刑警于是决定立刻去派出所，临走时告诉小丁你那丢失的自行车已经找到了，日后我们会发还的，小丁高兴得差点儿举手欢呼。

　　派出所方面对刑警说的情况，证明小丁所言完全属实，至于小丁提供的窃车嫌疑人“小瘌痢”，他们尚未找到。派出所警察向刑警说了“小瘌痢”的情况：孤儿，以行乞或替学校帮工谋生，当然，跟所有乞丐一样，当饥肠辘辘难以支撑，或者有某个机会主动送到面前时，他也会下手偷窃，但都是小偷小摸行为，从没听说“小瘌痢”做过撬窃自行车这种事。

　　三位刑警就地商议，认为“小瘌痢”是一条线索，应该尽快找到他，查清自行车是不是他偷窃的，是谁指使他行窃的等等问题，以期顺藤摸瓜找到飞车大盗的线索。所以，不能指着派出所这边找到“小瘌痢”，而是应当主动积极地寻找。刑警解秋生随即打电话向专案组长彭睿绎汇报了情况，说了他们的设想，获得了彭睿绎的认同。

　　三位刑警叫上派出所户籍警，四人正要出门时，却见一个警察把“小瘌痢”带进派出所了。原来，这个警察刚才出去办事，路过茶馆时无意间一转脸，却见“小瘌痢”和另外两个小乞丐正坐在一副靠窗口的座头上喝茶。这个警察知道小丁中午前往派出所反映“小瘌痢”窃车的事，于是就进茶馆把“小瘌痢”揪住了带了回来。

　　“小瘌痢”向刑警交代：确实是他撬窃了自行车，是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花三十万元钱雇佣他下手的。那天他从学校里蹭了剩饭出来，在校门口旁边的那条马路上被一个男子挥手叫了过去，说你是经常去这学堂里混的吧，咱们做笔买卖怎么样？“小瘌痢”点了头，对方于是就说：你给我弄一辆自行车出来，我给你三十万元。“小瘌痢”一听，不假思索就同意了。于是，两人约定当晚九点在前面拐弯处的一堆砖头前碰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小瘌痢”于是就撬窃了小丁的那辆自行车，当晚把车子交给那个男子，对方给了他一个钱包，里面是三十万元钞票。

　　那个钱包还在，刑警取过一看，竟是一个女式钱包。于是马上想到会不会是黄包车劫案的第一个受害人陈敏君的钱包？这当然要去请陈敏君辨认，但在辨认前先得送市局进行指纹鉴定。鉴定结果是：钱包以及钱包里“小瘌痢”花剩的纸币上遗留的指纹中都发现了跟“黄包车、三轮车抢劫案”的作案者相同的指纹。再请陈敏君辨认钱包，她也确认是自己被强盗抢去的那个。

　　与此同时，刑警在珠江畔的一片草丛里，发现了被劫匪丢弃的那辆军用摩托车，在车上也发现了劫匪的指纹。于是，专案组确认飞车大盗跟之前发生的“黄包车、三轮车抢劫案”的作案者是同一个人。

　　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刑警根据飞车大盗那超常出众的车技和心理素质作出一个推测：会不会这厮是杂技艺人出身？

西山分局刑警金永丰是留用警员，他想起大约在广州解放前半个月，他曾听一位从澳门来广州进行刑事调查的澳门刑警说起，当时澳门发生过驾驶摩托车飞车抢夺的案件，情节跟眼下这个飞车大盗如出一辙，寻思会不会是澳门那个劫匪潜到广州来作案了？他一说，众刑警认为似有这种可能。组长彭睿绎便说，看来有必要派员前往澳门了解相关情况。于是便决定向上级提出出境调查的要求。

七、暴露于最后一次作案

　　正当专案组计议停当准备派侦查员前往澳门去调查时，飞车大盗忽然主动冒出来了。

　　一般说来，人是比较喜欢复制成功的，一件事如若做成功了，以后再做同类事时，往往习惯性地要按照前面已经成功的范例去实行。罪犯也是人，作案也是“做事”，因此，从犯罪心理学角度来看，犯罪分子也喜欢复制成功。对于屡屡作案的累犯来说，他就难免会在一次又一次复制成功的运作中暴露出自己的犯罪特征。这是一个套套，从哲学上来说，可以称为规律，飞车大盗同样不能摆脱这个套套。

　　当然，专案组的这个对手的智商是比较高的，比如他几次三番改变作案工具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他的犯罪思维摆脱不了一个基本点——动用交通工具作案。因为这是他唯一的特长。

　　当然，他的力气也很大，还会一些初级技击术，所以，这次他在抢劫交通工具时，因为情况特殊，无意中把他的技击功夫显露了一下，伤了一个人。

　　不幸受伤的人是马车夫老周。载客马车在旧时也是广州的一个行业，跟黄包车、三轮车、出租车并存，但马车的数量没有黄包车、三轮车多，通常是由马车行出租给车夫的，老周的马车也是向马车行老板租的。这天晚上七时许，老周在逢源区载了两个客人去长寿区。客人下车后，老周把马车停在一家小饭店对面，自己进饭店要了一碗米饭、一个汤算是晚饭。他正在等跑堂把饭菜送上桌时，忽然听见外面传来马嘶。站起来探身一看，大吃一惊：一个身穿黑色猎装的男子站在他那辆马车前，正把马从车辕上解下来。

　　老周当即往外奔，嘴里叫着：“你想干吗？”他奔过马路时，对方已把马解下来了。老周急了，二话不说，上前就是一记“冲天锤”。那男子一闪躲过，抓住老周的手腕，底下冷不丁儿飞起一脚直袭裆部，老周顿时瘫倒。然后，那男子飞身上马，双脚一夹，伸手往马屁股上拍了一掌，那马长嘶一声，疾驰而去。

　　这一幕发生得实在太快。马路上是有路人经过的，甚至马路边人行道上还有几个摊贩。所有人都看见了这一幕，但所有人都没有来得及做出什么反应，只是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看着。直到歹徒骑上马飞奔而去后，大家这才回过神来，有人惊叹，有人喊“打劫”，有人则去搀扶那个吃了亏的马车夫。那时没有什么手机，也没有“110”，所以报案肯定是慢了几拍的。而且，长寿分局接到报案时，值班警员并没有把这起抢劫案跟飞车大盗联系起来，所以，没有立刻向专案组通报。

　　劫匪显然事先已经策划好行动方案，他抢劫马匹得手之后，策马而奔，前往哪里？去了珠江公安分局石涌口派出所的辖区。

　　当时的珠江上，有旧社会留下来的一个行业：花船。这花船并非做出售鲜花生意的小舟，而是另具功能：一种是比较大的船只，上面设有厨房，可以举办数十人的宴请活动，还有类似日本艺伎那样的美貌女子提供乐器演奏、唱歌唱曲之类的服务。但客人如想“进一步”，那可没门儿，除非你跟美貌女子私自约好了去岸上另择地方。这是纯餐饮的一种，另有纯娱乐的花船，就是不提供宴请服务，只提供喝茶、观赏美女歌舞服务。想色情？也没门儿。还有一种则是上面有暗娼的水上卖淫妓院了。

　　这三种服务内容的花船上的客人也不同，但可以想象：不管去哪一类花船消费的客人，肯定不是穷人。劫匪正是这样考虑的，他策马来到珠江边，为的就是抢劫光顾花船的客人。这当儿，正是花船上客的时候，江边马路上三三两两行走着男男女女。这种对象，劫匪是看不上的，因为油水有限。他看中的对象是坐车来的，坐黄包车、三轮车、马车的都行，最好是坐小轿车来的。其时广州已经解放半年了，有私家车的人家即使是以前最喜欢露富大搞显摆的，也已经不敢张扬，小轿车能不用就不用，尤其是开到这种地方来高消费的，那更是不敢用了。所以，一个星期也难得有一辆小轿车载着客人上花船。

　　事后，据在场那些三三两两的步行客人向专案组刑警反映，劫匪骑着这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来到现场后，并没有立刻下手，而是骑着马来回小跑。解放后，广州地面上马车不少，但骑马的却不多，有的通常也是解放军。而解放军是不会到这种地方来溜达的。所以，现在冷不防冒出一个骑者来，而且还跑来跑去，这使人们觉得有点儿奇怪，还有人议论猜测着这位骑者的身份和使命。

　　答案很快就有了：一辆三轮车行至一艘名唤“江上仙宫”的花船前，下来一对男女。这是两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一看便知是有钱人。男的身穿米色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金框平光眼镜，搀扶同行的小姐下车时，右手腕上那粗粗的黄金手镯和左手无名指上的白金钻戒在路灯下闪着富贵之光。而那位小姐更是浑身珠光宝气，手上的戒指、手镯都是成双成对的，脖颈上的项链也特别粗，吊着一块沉甸甸的黄金锁片，左小臂上还挂着一个高级坤包。这是一对从香港来广州走亲戚的情侣，男女双方都出身富家。有着这等家庭背景的，在广州的亲戚想来也不是寻常人家。今晚，主人在珠江花船上设宴款待这对男女，还请来了若干亲友作陪。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竟然这么巧撞上了飞车大盗!

　　劫匪策马来来回回跑着，就是在物色最理想的作案对象。他为了作这起案子，先特地抢劫了一匹马，还伤了马车夫，犯罪成本很高，所以可想而知，劫匪对这次作案所获不义之财的心理期待是很高的。他落网后交代，由于他之前频频作案，已经引起了警方的密切注意，所以他打算只作一起，而且这是全部系列案件中的最后一起了。这对富家男女的出现，使劫匪眼睛一亮，立刻作出决定：就是这二位了!

　　劫匪驱马上前，来到刚从三轮车上下来的那个富家子面前，在马上欠身，伸出右手道：“先生，您好!”

　　富家子的思维没有那么敏捷，根本来不及分辨这位骑者是何许人，但出于礼貌，他还以一声“您好”，同时伸手去握骑者的手。骑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撸下了对方右手腕上的金手镯，顺手抓住对方的左手，用自己的左手撸下了对方无名指上那枚醒目耀眼的白金钻戒。然后用力一推，在富家子往后倒退的同时摘下了他那副金框眼镜。富家子后退数步，仰面朝天跌倒在地。

　　这一幕已经足显劫匪手段了得，接下来发生的情形，可以说能使所有在场的目击者终生难忘——

　　劫匪对富家子下手时，那富家女在一旁吓得不知所措，瑟瑟发抖。所有人都以为劫匪对富家子得手后立刻会策马逃离现场，哪知他竟从马上探身向下，一把抱住呆若木鸡的富家女，提起来横置于马鞍上，这才双腿一夹，蹄声笃笃而去。

　　这时，跌翻在地的富家子刚刚挣扎着撑起半截身子，见状大叫一声(估计是叫女友的名字)，当场昏厥。

　　从花船上下来迎接这对富家情侣的众亲友大惊，哭的哭，叫的叫。旁边有人提醒他们赶快报警，这才有人反应过来，拿出些钱请路边卖香烟的摊贩前往离现场最近的石涌口派出所报案。

　　石涌口派出所接到报案后，值班的那位副所长头脑里马上闪过市局通报过的飞车大盗系列案，寻思难道那厮改用马匹作案了？当下也来不及多想，立刻给专案组打了电话。然后，带了两个警察直奔现场。

　　派出所三个警察到现场时，那个被劫的富家女已经找到了，不过吓得不轻，神志也似乎有点儿问题，被众亲友簇拥着，不说话，只是哭泣。她的手里还抓着一个半圆形的镀金白铜环，那是她那个坤包两个拎襻中的一个。原来，遭劫时她下意识地紧抓住坤包不肯放手，劫匪就用刀子割断了跟这个金属拎襻相连的皮革。众亲友见了都暗道“侥幸”：若是那强盗一怒之下顺手往她脸部划上一刀，那岂不破相了？

　　原来，劫匪把富家女劫走的用意仅仅是图财。他已经对富家子下手了，如果还在原地对富家女下手行抢，那安全系数可能就大打折扣。在场有那么多人，如果有人反应过来，叫喊一声众人来个围捕，那就糟糕了。因此，他干脆把下一个作案目标掠上马背，策马逃离现场，就在马背上作案，把富家女那成双成对的黄金戒指、手镯和项链悉数抢去。然后，收紧缰绳让马在一个出售草席的地摊前停步，把富家女放下。富家女双脚刚着地，立刻跌倒在旁边的草席堆上，被摊主扶了起来。正问情况时，一班亲友也追过来了。

警察见状，来不及询问情况，立刻先从旁边看热闹的一个报童那里买了一张报纸，把富家女手里的那个拎襻包了起来，留作证据。然后，副所长借用花船向两个受害人询问被劫情况，两个警员则勘查现场，走访目击者。

一会儿，专案组一班刑警赶到了，听那两个警察说了了解到的劫匪的体貌特征，初步断定跟前面利用黄包车、三轮车和摩托车作案的是同一个家伙。专案组长彭睿绎听说富家女手里留下了一个坤包拎襻，便马上指派一名刑警驾着摩托车前往市局请专家鉴定指纹。

　　专案组随即对被抢的那对情侣进行了询问，其受害过程已由副所长问过并且做了笔录，刑警就略过不谈，专门盯着细节了解，特别是盯着被劫匪劫持过的富家女询问。反复询问下来，从富家女的回忆中梳理出了其对劫匪的以下印象。此刻，这种印象是可以作为劫匪的特征来进行案情分析的：

　　其一，那个年代，瘦并不是美女的评判标准，过瘦的女子容易被人认为患了痨病(肺结核)。当然，也不像唐代那样以胖为美，不胖不瘦才是理想身材。这个香港富家女的身材就属于这个标准，一米六的身高，体重大约在一百零八市斤。而劫匪骑在马上，只用单手就把她轻而易举地提上了马背，被他随手一横放倒在鞍子上也没觉得弄痛了哪里，后来把她放下时也是如此，这说明劫匪颇有一些膂力。

　　其二，劫匪驱马奔逃时，富家女明显感觉到从他嘴里喷出的气息中带着异味，那是酒精和羊肉混杂在一起的气味。

　　与此同时，其他刑警在走访目击者时也了解到跟富家女提供的特征相同的内容。有一个提着一篮新鲜水果向花船兜售的小老头向刑警提供了一个只有他才注意到的细节：强盗骑着作案的那匹枣红马的左侧臀腿交界处，烙着一个茶杯口大的“福”字。

　　专案组下一步要做的工作是追查马匹的下落，由于有了卖水果老头提供的那个“福”字的细节，这件事做起来就比较容易。刑警判断：马身上烙字，那是马主人为防止马匹走失后被人冒领而采取的措施，这通常是拥有多匹马的人所为。广州地面上拥有多匹马的人，只有马车行老板了，所以，劫匪作案时所骑的那匹马应该是属于马车行的。

　　于是就去马车行公会调查。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马车行公会早就没人了。但刑警不能等到次日再了解，于是设法打听到了马车行公会的一位成员的家庭住址，找上门去求教。对方一听马身上烙着个“福”字，想都没想就说那是黄沙区七仙坊老甄家的马。

　　老甄名叫甄增福，是“增福记马车行”老板，这人是“一贯道”骨干分子，后来清除反动会道门时家里又搜出十几支长短枪和上千发子弹，就给政府判处死刑一枪崩了。但当时他没对专案组使坏，刑警连夜登门，一说枣红马，他就说哦我知道了，是老周给人打伤了抢走马的事儿吧？原来，老周遭劫且被劫匪打伤后，被前往现场出警的警察送去了医院，然后就跟老甄这边联系，老甄派了个打杂的去医院交了点儿费用。现在，他正惦念着丢失的那匹马呢。

　　刑警随即又去了医院，扑了个空。老周没有住院，让家人接回去了。幸亏事先已向老甄问明了老周家的地址，于是就寻了过去。

　　老周挨的那一脚实在不轻，虽经医生处理，但他还是无法站立，躺在床上哼个不停。不过，老周还是强打着精神把他遇劫的情况向刑警说了个明白。

　　老周也说到了劫匪的异味问题，他是个积年酒徒，对于烈酒的辨别能力很强，如此仓促间闻到的酒味竟然还能说得出来路：“那是‘老高粱’!”

　　前往调查的刑警是欧望城和小马，这二位都是滴酒不沾的人。所以对于什么“老高粱”一无所知，正要请教，老周又说出了一句使他们目瞪口呆的话：“这强盗是蒙古族人!”

　　何以见得呢？老周说出了理由：一是这家伙既喝“老高粱”又吃羊肉，那是蒙族人的习惯。二是骑术精湛。三是其对烈马的那份潜在的威慑力。须知这匹枣红马是“增福记马车行”二十多匹马中性子最烈的一匹，没有人敢租这匹马拉车，老板只好降价。当初老周贪便宜刚租到手时，凭着以前曾干过骑兵的根底，费了很大劲才把它驯服的。这匹烈马被老周降服后，只认他一个人，连原先的东家老甄也别想伸手抚它一下，否则飞起一脚，铁蹄伺候。可它面对着这个强盗，却温和得像只家猫似的。由此可见，这个强盗肯定是一位驯马高手，不知驯服过多少烈马了。他的身上有一股对马的威慑之气，而马是极具灵性的，强盗一走近它就已经感知了这股神秘气息，知道对方是一个什么人，所以就只有乖乖顺从的份儿。四是强盗从马车上把马解下后，当时老周已经叫喊着往马路对面冲过去了，但强盗竟然还顺手把解下的绳索系在车上，那份熟练以及所打的绳结，在老周这个曾在草原上待过几年的人看来，只有牧民出身的汉子才做得到。

　　综上所述，老周就断定强盗是蒙古族人。

　　刑警听着，觉得似有道理。但是，以眼前的情况来看，别说知道作案者是什么民族的人了，就是知道了姓名也不一定有用，专案组最需要知道的是这个家伙藏身何处，怎样拿下。所以，刑警就问老周：依你看来，怎样才能打听到这人的底细？

　　别看老周是一个粗汉，此刻躺在床上哼哼唧唧，他倒是有点儿心思的。他对刑警说，他还在医院时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因为他必须得找到那厮，好把马要回来。要打听这个强盗，看来只有找“老高粱”。

　　“老高粱”？“老高粱”是谁啊？

　　老周的回答有点儿像绕口令：“老高粱”就是从“老高粱”打的酒!

　　刑警再问，老周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他们：连“老高粱”都不知道？这才开口解释。原来，“老高粱”是一种烈性烧酒的名称，这是由逢源区鸣鼓巷一家无名小酒坊自酿的一种高度烈酒。这种酒烈到什么程度？划根火柴烧得比医用酒精还旺。在草原上待过的老周也算是能喝些烧酒的，可是喝“老高粱”就只敢干两杯，第三杯拿到手里就要哆嗦了。广州人不大习惯喝烈性酒，所以当地人没有去鸣鼓巷沽酒的。鸣鼓巷那家小酒坊的“老高粱”专供旅居广州这边的嗜酒的北方汉子，其中颇有一些是蒙族人。时间长了，那些前往沽酒的人就给那家无名小酒坊起了个名称，也叫“老高粱”。

　　老周的意思是：既然那强盗喝的是“老高粱”，所以，多半是能够从鸣鼓巷“老高粱酒坊”打听到强盗消息的。

　　欧望城和小马两人返回专案组驻地，向组长彭睿绎汇报了调查情况。专案组这边也已经有了收获：经市局专家对专案组递送的坤包拎襻的鉴定，认定作案者就是之前那个飞车大盗。大家根据之前查摸到的线索，综合分析后也认为劫匪可能是蒙古族人—— 一个经历相当丰富的蒙古族人。现在听欧、张二刑警如此这般一汇报，彭睿绎说那就定下方案，先去鸣鼓巷找“老高粱”的老板了解情况吧。此刻时间已晚，半夜三更敲门会惊动邻居，只有明天上午走一趟了。

　　次日上午，解秋生、老王、老邢三刑警前往鸣鼓巷。彭睿绎之所以要派老王、老邢，是因为这二位家住逢源区，他们对于本区的相关情况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可是，王、邢两人互相一聊，竟然都不知鸣鼓巷在哪里，甚至听也没听说过。至于“老高粱酒坊”，那更是闻所未闻。那就只有边开车边打听了，接连问了几个路口的交警，方才弄清了鸣鼓巷的方位，终于把车开到了离鸣鼓巷一箭之地处停下，步行前往巷内。

　　之所以下车步行，是因为通往鸣鼓巷有一座木桥，只有三尺宽，吉普车是过不去的。事后想来，也幸亏这座木桥，才使刑警撞上了好运。

　　三刑警过了木桥，进了鸣鼓巷，这是一条狭窄幽深的小巷，两侧住家那斑驳的砖墙上长满了青苔。三人在巷口一打听，得知“老高粱”在巷尾倒数第三家。三人相视而笑，说这真是“好酒不怕巷子深”了。

　　“老高粱”是一家前店铺后作坊格局的自产自销的铺子，除了出售七八种自酿的各类酒，也卖油盐酱醋，以及酱菜。进门是一个不大的院子，穿过院子便是店堂了。店堂里，坐着两个男子，正喝茶聊天。见便衣刑警出现，其中一个显然是老板身份的老者以为是顾客临门，站起来迎到柜台前：“三位先生，想买什么？”

　　走在头里的老王忽然指着另一个男子喝问：“你是什么人？”

　　不能不佩服老王那双眼睛，这个男子竟然就是劫匪!喝问之下，那人一跃而起，拔腿就往后面逃。三刑警二话不说，拔枪在手，跳过柜台，跟着追了进去。“老高粱”后面有一大块空地，那是生产作坊，再往后就是一条十几米宽的小河。劫匪逃到河边，正要往水里跳的时候，刑警开枪了，击伤了他的左腿，立时倒地就擒。

　　刑警立刻给他包扎止血，三人抬着他往外走过木桥时，不禁暗道“侥幸”：如果小吉普能够开进巷子的话，这家伙早就闻声而遁了。

　　专案组先把劫匪送进医院检查治疗，然后才押回驻地分局讯问。

　　讯问进行得很顺利：劫匪名叫钮裕钊，果然是蒙古族人，原名叫格力乐。一问其职业，在场的最早参加专案侦查的三刑警之一金永丰盯着劫匪的脸仔细一看，不禁失声道：“原来是你!”

　　大约一个月之前，金永丰那码头工人出身的老爸老风湿发作，疼痛难忍。有位老伙伴来看他时对金永丰说：逢源区有一位专治风湿病的“蒙医”，据说效果不错的，你可以带你爸去请他看看。金永丰于是就借了辆载货的三轮车，放了张竹椅把老爸载上，和弟弟两个蹬车前往逢源区。一路打听，最后终于在一条名叫“恩源坊”的小巷子里找到了这位“蒙医”，门口墙上还写着“蒙医格力乐，专治风湿”的字样。进门后，接待他们的正是眼前这个劫匪。老爸用了他自制的膏药，又吃了据说是用祖传秘方配制的丸药，半个月后病情有所缓解，但并未根治。金永丰没有想到，那位看病的“蒙医”竟然就是专案组大费周折方才缉拿到案的飞车大盗。

　　那么，放着好好一份医生工作不做，干吗偏偏要做大盗呢？这要钮裕钊自己说了。先看一下这个身手不凡、掌握多种技能的家伙的简历：格力乐，四十年前出生于霍林郭勒一个富裕牧民家庭，自幼嗜骑马，练就了出色的骑术和驯马本领。十七岁随父亲到张家口经商，结识了当地驻军的一名军官，这个军官有一辆摩托车，钮裕钊学着骑了没几天就已经十分娴熟。于是，他那商人老爸就托人从北平给儿子买了一辆二手德国造摩托车。钮裕钊的车技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后来，钮裕钊的老爸因为生意上的纠纷被人暗杀，商号同时被焚。那时，钮裕钊已经二十一岁了，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发誓要报仇雪恨。为此，他设法买了一支手枪和大量子弹，跑到草原上苦练了整整一年。当时，仇人已经去了天津。钮裕钊便前往天津，于一个风高月黑之夜把仇人一家八口全部杀害。

　　报了仇之后，钮裕钊逃到了武汉，隐瞒了蒙古族身份，变成了口外来的汉族人。他在武汉为谋生做过多份工作，其中一份就是拉了半年当时被称为“洋车”的黄包车；还在一个马戏团表演了两年马术。抗战爆发，武汉沦陷，钮裕钊又恢复了蒙古族身份，先是无师自通地做了几年“蒙医”，后来看看做不下去了，灵机一动，穿着蒙古族服装前往日军宪兵队要求“效命”，宪兵队测试了他的技能后，决定录用他，让其当了一名便衣特务。钮裕钊便很卖力地时而蒙古族时而汉族，时而商人时而医生时而马戏演员，甚至还装扮过一段时间的邮电局送报(电报)员，积极地为日本宪兵队收集情报。

　　抗战胜利后，钮裕钊看看在武汉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下去国民党肯定要请他进大牢，弄不好还有可能一枪给崩了，于是就南下广州。广州地面上也在惩办汉奸，钮裕钊生怕待着不牢靠，就去了香港。他想以行医谋生，但英国人治下的香港不比内陆，没有行医资格证书纵然你是世界级名医也别想挂牌开张。没办法，只好当了一名苦力。苦力的日子不好过，过了一段时间，钮裕钊听说内陆惩办汉奸的风头已经过去，于是就决定返回广州。临离开香港时，他以这次在广州作案的形式抢劫了黄包车、三轮车连续作案六起，弄得一笔钱财后逃到了广州。

　　钮裕钊二次来到广州，用在香港作案所得的赃款，在逢源区思源坊购买了房子，还原了蒙古族身份，以“专治风湿”的“蒙医”名义对外行医。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卫生管理部门对于中医业采取“不管”方针，因为中医没有学历资格证明之类，只说得出师傅是谁，其他民族的医术比如“藏医”、“苗医”、“蒙医”等也享受同样待遇。因此，钮裕钊的挂牌没有受到阻止。广州解放后，他这家只有一个医务人员的小小诊所同样被人民政府的卫生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成为合法经营者了。

　　但钮裕钊并未松一口气，因为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他对于自己以往所犯下的那些事儿是否能够逃过人民政府的追查缺乏信心。无论是天津的杀人案还是武汉的汉奸案，都足可判处死刑。因此，钮裕钊反复考虑后，决定逃离广州。去哪里？先去香港，到了香港再视情而定。刚从香港逃来广州时，钮裕钊曾担心香港警察会顺藤摸瓜追踪到广州来缉拿他这个抢劫犯，为此他特地订了一份香港报纸，天天看报，发现香港警方对于他所作的那几起抢劫案早已不闻不问了。所以，钮裕钊相信他这会儿逃到香港去可以落脚。鉴于香港不能做什么“蒙医”，得另外找份职业，他就打算开家蒙古风味的餐馆。开餐馆需要资金，钮裕钊行医谋生所得吃吃喝喝收支正好持平，没有积蓄。所以，出逃之前先得筹集一大笔资金。这样，钮裕钊就决定把他以前在香港做过的事儿复制一遍。于是，广州地面上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抢劫、盗窃黄包车、三轮车、摩托车和马匹以及以此作为作案工具的抢劫案件。

　　钮裕钊当初购房时之所以选择逢源区这边，就是因为“老高粱”。他原本就嗜酒，酒量极好。他认为既然以“蒙医”名义对外营业，那就要给登门求医的病人一个彻彻底底的蒙古族人印象，所以，酒是少不了的。广州的蒙古族人喝酒只喝“老高粱”，所以他也就喝“老高粱”。为沽酒方便，钮裕钊干脆住到了距鸣鼓巷仅一箭之地的思源坊。

　　钮裕钊经常去打酒，跟“老高粱”的店主很熟。每次去打酒时就会在店堂里坐一会儿，喝喝茶，聊聊天。今天是他跟店主的最后一次聊天。

　　对于钮裕钊的司法处理时间稍稍长了些，因为司法机关需要北上张家口、天津、武汉核查钮裕钊交代的内容，所以该案一直到1950年底才作出判决：依法判处钮裕钊死刑，立即执行。（完）